-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政治传播学博士
【北京时间10月14日上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再黑中国，希拉里称，在2009年，她和奥巴马总统试图施压中国，“迫使”中国和美国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结果发生喜剧性一幕，中国方面甩开美国，和中、印、巴西和南非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于是希拉里和奥巴马到处“捕猎中国人”（Hunting the Chinese)。辩论赛上希拉里语惊四座，“捕猎中国人”在美国社交媒体上被爆炒恶搞。在总统选举这等政治秀台上，中国频频躺枪，不过，当他们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还会这样针对中国吗？美国公众对中国持何种态度？政客的中国观，多大程度上影响对华政策？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吴旭赐稿观察者网，深入探讨美国精英和大众的两种中国观。
吴旭认为，整体来看，普通民众更保守，更倾向于以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冷战思维”来评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他们的对华认知水准相对滞后，对中国的评价也更负面。比较而言，西方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看法，则显得更实际，更理智，更变通。在美国大选的政治秀上，政客为了赢选票，会一味迎合大众趣味。但根据吴旭的观察，“大众决定政客，精英决定政策”。
吴旭认为，回顾中美两国建交后的交往史可以清晰看到，美国新老政府换班交替的当口，往往也是中美两国的“事故多发期”。正值美国大选期，关注美国政治的国人，及时做功课，了解美国两种中国观的不同存在方式和政策影响非常关键。】
希拉里称：我曾和奥巴马捕猎中国人，语出惊人遭美国社交媒体恶搞
美国的两种“中国观”：“精英版”与“大众版”
在剖析美国“中国观”的传播和扩散模式之前，必须先明确一点：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同时并存着两种面貌各异、源头不同的“中国观”。这一认知，即不是基于“凡事一分为二”的简单二元哲学思路，也不是为了图省事、将复杂多变的舆情民意打包到两个篮子里，而是基于美国社会民意的客观构成趋势，以及多项民意调查数据所提供的事实证据。
简而言之，在关乎中国的整体认知和判断上，美国的精英意见领袖阶层和美国的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超出正常误差范围的“断裂”。整体来看，普通民众更保守，更倾向于以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冷战思维”来评价中国政府和执政党；他们的对华认知水准相对滞后，对中国的评价也更负面。
比较而言，美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看法，则显得更实际，更理智，更变通。这里所说的精英阶层，包括美国政界、商界、学界、传媒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领导阶层和成功人士；他们不仅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在最近的10年中，或者来过中国，或者跟中国在不同层面直接打过交道。
假设能从一个的虚拟的高空俯瞰美国民意之河的话，你仿佛能看到一股潮流象一列高速奔驰的列车，一日千里，“与时俱进”，并不断调整修正前进的方向；而另一股更宽更深更大的潮流，却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恪守着既定的路径模式，在惯性的推动下不情愿地、以几乎难以察觉的速度在缓慢移动。
很难说这两种“中国观”，哪一个属于“主流”，哪一个属于“支流”；同样更不能评判这两种“中国观”，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种是“不正确的”。最准确的定位，我想还是按照其集合拥有人的不同社会身份，将其划分成“精英版中国观”和“大众版中国观”更合适、更客观。
过去25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相对稳定
美国各种大型的民调公司，几乎每年都会抽样调查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评价。这方面的数据很多，很成系统，也很有连贯性。其中，最权威的应该是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调查公司，就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这一标准样板问题所进行的全国抽样调查了。
从中美正式建交的1979年开始，盖洛普每年分几次向1000名随机抽样的美国人问同样的问题，“下面，我们想听听你对于下面这些国家的看法。首先，你对中国的整体看法是非常正面，大体正面，大体负面，还是非常负面呢？”过去三十多年的调查结果分布情况，见下面这张图表（图中浅色线代表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深色线代表对中国持有相对正面看法的美国人比例。两者相加之和不到100%，剩余的部分是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的美国人比例）。
从上图可以清晰看到，自1989年的大幅跳跃波动以后，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幅波动区间内：即超过半数美国人持有负面看法（浅色线），保持在50％到57％之间；而2014年底的最新读数是53% 持有负面看法，43%持有正面看法（深绿色线）。
以上的结果，代表了美国“大众版中国观”在过去三十年的一个缩影。请注意，在过去的25年中，中美关系可谓跌宕起伏，从1996年台海危机，到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到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到“911”后的反恐合作；中美两国在世界新秩序的大格局中不断换位腾挪。而所有这些大动荡，在这张民意心电图上却显得波澜不惊，若无其事。
精英版与大众版大相径庭
与汗牛充栋的普通民调结果相比，在美国精英意见领袖阶层中进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项抽样调查，可谓凤毛麟角。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调查成本和费用问题。
既然是精英人士，其身份或是大公司总裁，或是大学研究机构的院长，或是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的议员，他们的日程往往排得满满的，自然就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坐下来回答一个详细的调查问卷。而且，很少有机构能够收集到精英人员的第一手联系方式，即便能找到个联系电话，往往接听电话的不是秘书就是助理，一听是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调研，十有八九就挡了驾。
目前能看到的一次公开调查结果，是由美国皮尤调查机构2013年在美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同时进行的“对华看法比较调查”。其中，在回答“最让你担心的中国事务”这一问题时，精英样本和大众样本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见下图，详细链接在此）
举例来说，让一般美国老百姓最关心和不满的涉华议题是，“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78%），“中国抢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71％）（上图中黄色框内的数据）。而精英阶层在同时期最担心的问题却是，“中国通过互联网对于美国的攻击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红色框内的数据，分别代表美国政府人士，军界领袖，商界人士，学者，和媒体人士的相应看法），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关心的“中国持有美债”，和“中国人抢饭碗”两个议题，根本排不上精英群体所担忧议题的前三位。
同样地，大多数美国老百姓认为中国在20年内能够在军事上超过美国，但是，大多数美国精英们却不同意此看法。
类似的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评价，几乎贯穿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军事，美国的精英阶层和美国的大众阶层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中国。
美国两种“中国观”怎么影响决策？
如果仅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美国精英和大众之间“中国观”的差异，倒也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本来嘛，单从知识结构、眼界阅历、教育水准来看，一般民众在外交领域的相关知识，跟精英阶层相比，那肯定不在一个档次上。他们对于外交事务的评判，更多地源于日常生活和传统价值观所搭建形成的“常识理性”，简单而朴素，但也往往显得滞后和守旧。
可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最高外交政策决策者：总统，正是由这些对外交事务一知半解的美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而且，国会参众两院下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也都是由美国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重量级参众议员构成。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们位高权重，在美国一系列重要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决策中，更起着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如果美国的这些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者，都是按图索骥，严格遵照美国普通民众的“中国观”来处理所有对华事务，那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就可能出现大问题了。
幸好在美国的外交领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和定律：普通民众决定政客，精英阶层决定政策。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在竞选的时候可以顺着民意的风向，开空头支票，拿中国当靶子，过过嘴瘾。而一旦上台，面前摆放着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半敌半友，亦敌亦友”，“水乳交融，水火不容”的多层复杂战略关系，必须马上换档加油，从云里雾里飞回到现实中来了。
这时候，美国精英意见领袖的“中国观”便迅速占据了决策者们的主导位置，而原来的大众版“中国观”，渐渐退却成后视镜里面一个越来越远的嘈杂背景。无论是总统还是国务卿，任何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都要依靠一大批智囊精英在幕后来献计献策，都需要在华盛顿的各种利益集团中谋求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也都需要各种代言人通过各种媒体来影响民意。换句话说，单就外交事务而言，占美国人口比例1％的精英阶层的政策影响力，远远超过占人口99％的草根阶层的影响力。
去年秋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民意和政治团体影响力的两个教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研究报告《考察美国政治的原理：精英，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马丁－纪兰斯教授和本杰明－佩奇的原文链接在此）。
在系统量化分析了1779项美国的政策议题以及相关的影响因子后，两位著名政治学教授的最终结论是，“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精英和代表经济利益的团体组织对于美国政府的政策有着重大的、独立的影响；而与之相比，普通民众以及大众背景的利益集团仅有很小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将这个研究的成果套用到中美关系上会发现，美国大众版中国观不具有左右中美关系的能量，而精英版中国观恰恰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
下面的这张“美国两种中国观的构成和分布图”，粗略地勾画出了美国不同的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在这两种“中国观”上下格局中的相对位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精英中国观”和“大众中国观”，既不代表“正面”、“负面”的分野，也不代表“对华软弱”或者“对华强硬”的区分；它只是根据舆论观点的相对趋同一致性，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同，自然形成的、而又往往被中国忽视或者误读的美国民意分野。
美国两种“中国观”的构成与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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