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师梦”从何而来 从学科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来讲,这其实包含了社会科学术界的无奈。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充满了人类主观因素的社会事实,而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又充满分歧,导致他们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借助仪器甚至逻辑推演本身,就能检测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界必须通过影响实际政策制定,观察实施过程,检测政策结果才能检验自己的理论。而这使得社会科学学者对政策制定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而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特征毫无疑问也发挥了培养基的作用。自秦始直至清末,中国延绵数千的中央帝国专制使得权力牢牢地集中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候臣子、太监或皇亲国戚的权力比皇帝更大,但在合法的权力设计中皇帝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和教会传统不同,古代中国不存在强大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对皇帝拥有内部约束力量的仅仅是微弱的儒家道义、舆论压力和宗室规范。在单一权威下,皇帝拥有无可比拟的物质资源和道德优势,知识分子只有“货与帝王家”,才能实现个人政治抱负。因为,“朕即国家”。而社会传统和主流意识都将知识分子导向了出将入相的唯一路径,以至于知识分子只有入朝为官和归隐田园两个选择。 那么,在一元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即便帝制早已终结,这种社会传统和主流意识自然会延续至今。因此,在这种主流意识中,知识分子很难逃脱被“国师观念”建构的宿命。即便是笔者,亦难幸免。 当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赖以存在的资源,绝大多数仍是由政治权力所调配的。而民间或独立学者虽然可以从市场中获得资源的导入,但市场无法避免受到政府干预。同时,学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能感受到权力的存在,对权力的认知和感觉自然就会非常深刻。对于学者来说,迎合权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一是出于人类天然的权力欲望,二来也是被权力的衍生品所吸引。当学者走近政策制定者,那么在当前这种权力结构中,结合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学者面对政策制定者很难摆脱人格上自我矮化的意识。 只要在人格上有自我矮化的(潜)意识,政策研究者一旦对政策制定者拥有亲近感,那么前者心里必定产生“国师情结”。 国师情结与政策研究的失败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是政治光谱中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乏想当国师的学者。许多“右派”指责“左派”“媚上”。确实,中国“左派”在很大程度上遗失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底层立场和批判权威主张。但许多“右派”也并非无懈可击。本质上来讲,不少“右派”与他们所批判的权力主体和体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矛盾的是,他们批判的目的,其实是想维护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只是他们的价值取向、认知结构和利益诉求不同,导致了异于“左派”的主张罢了。 在学者的政治实践中,价值和理论主张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即便是许多激进和极端的学者,也依然想通过说服政策制定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在实现政治理念的学者当中,有多少人不希望这个国家秩序崩溃,就有多少人希望与政策制定者保持亲密关系。只是,这些学者的命运,常常取决于他们多大程度上想当“国师”以及怎么实现“国师梦”。 不过,有“国师梦”与“国师情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羞耻心以及过于执着。最可怕的是出现癔症般的怨念:他们不怎么关注政策制定者想不想当“皇帝”,只是自己想当“国师”。而如果这种现象蔚然成风,政策研究又有何价值呢? 令人遗憾的,当下体制所给予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无法给予体制外和批判的声音足够的渠道。结果导致投机的“国师”拥有了大量的市场,他们或许并不会也不愿意对体制带来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对体制的危害远比批判者甚至反抗者更严重。因为后者往往只是小闹大帮忙,而前者的“利己至上”属性对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和良好品质的排斥却是根本性的。因此,为了解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矛盾,通畅、宽容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对德才兼备人才的有效选拔机制或许才是关键。政府及社会各界不妨先从治理“学阀”乱象、整顿大学和学术研究风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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