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建学术权威,首先要有学术共同体的自主性与公共尺度,胡适、傅斯年、钱穆、熊十力、钱穆虽然学术立场差异极大,但在学问上何人卓越、何人平庸,标准大致是相近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学界,早已是道术为天下裂。其次是学术大家有威望、有品味、有公信力。用彤先生淡泊名利,对自身要求极严。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平成立办事处,傅斯年请汤用彤兼任办事处主任,每月送薪金若干。用彤先生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不仅淡泊于利,他在名誉面前也洁身自好。1944年教育部授予他的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学术奖,用彤先生很不高兴,对朋友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在权力面前,用彤先生是有傲气的,他讨厌“以吏为师”,鄙夷地说:“谁能评我的书,他们看得懂吗?”不过,对来自同行的意见,用彤先生是很谦卑的。他在乎的不是权力的宠幸,而是学术共同体的自我评价。 在1949年之前,用彤先生超越于各派政治之上,既不亲近国民党,也不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民主运动,梁漱溟动员他参加民盟,他也婉拒。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斯年让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北平接他,胡适也来电催促他南下,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不是对共产党了解多少,而是想着为中国文化守住北大,自己留下来可以维持北大的学术传统。1949年之后,他对共产党是有感情、也有期待的。他发现,共产党实现了他与父辈没有实现的愿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相比国民党的腐败,中共在建国之初的廉洁也给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他与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吃饭,有人从南京送来了两只板鸭,他顺便转送给江书记。虽然两人在工作上非常熟悉,但江隆基执意不肯收下。回家后他很感慨地对家人说:“共产党说不收礼,真是说到做到。” 在上世纪50年代初,北大的教授在政治上被划为五类: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反动的和有反革命嫌疑的。第一类进步的,是翦伯赞这样的老党员;第三类落后的,有王瑶等人;像冯友兰等,属于反动的第四类;而汤用彤、周培源、金岳霖等,都属于中间的第二类,是组织上积极争取的对象。因为用彤先生人缘好,对共产党有感情,中共让他担任北大副校长,但那是一个闲职,后来竟让这位学术大师负责基建工作。他无怨无悔,慎言慎行,从来不说任何不满之言。只有一次,他参加对北大工学院一位老教授的批斗会,回到家里偷偷叹口气,对儿子说:“让同事们围一个圈,让老教授站在中间,要他交代问题,把他推来推去,把这叫‘摇煤球’,唉,这种做法让人看不下去。”但他还是相信党、相信组织,1957年“反右”的时候,当他看到报纸上揭露的各种“右派”言论,很吃惊地相信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党呢?”他的学生向达被打成“右派”,他奉命参加批判会,看到揭发材料上有一条:“向达想当白族自治州的州长”,老人信以为真,嘱咐代拟发言稿的儿子:“这点要写进稿中,原来向达还有野心。”纵然用彤先生希望跟上党的步伐,但内心还是有恐惧感的。1954年参加《人民日报》组织的批判胡适座谈会,老人受到刺激,当夜脑溢血,昏迷了近一个月,从此一直在病中,直到1964年过世。 相比父亲的艰难转变,一介先生在共产党执政之后的思想要单纯得多。他与爱人乐黛云先生一样,都是北大年轻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当年他们读了苏联红色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之后,年轻的心灵被作品主人公热爱祖国、忠诚共产主义理想深深打动。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觉得自己过去生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天地,而伏契克们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者,在为一种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他从此投入了激情的政治运动,也因此丧失了独立思考,在“文革”中还参加了“梁效”——江青操纵的北大清华写作班子。对这段历史,一介先生没有像某“大师”那样讳莫如深,在书中坦诚地作了交代,有真诚而深切的反思。 一介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启蒙不是激进的,而是如同其父亲那样,对人类文化有宽厚的胸怀,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这正是他担任院长的中国文化书院的温和风格。之所以如此,乃是与汤氏家族的“家风”有关。一介先生毕竟是“后五四”一代,民国末年打下的思想底色,虽然一度被遮蔽,但最终还是会显现出来,让晚年的他回到少年本色。全书写得最美的一段,是他对东厂胡同少年时光的回忆。抗战复员之后,北大许多学术大师的孩子们,都在黎元洪的故居居住,他们躺在草地上数星星,在假山边谈文学,在傅斯年家里听古典音乐。用彤先生也经常与孩子们在一起,人文的种子不知不觉地播种于少年的心灵。一介先生特别提到了自己与邓广铭先生的女儿邓可蕴之间保持终身的友情,那是一种最值得珍惜的“人类之爱”,超越了性别,超越了欲望,绽放出纯粹的精神之美。 从祖父传下来的《哀江南》,历经父亲和自己的吟诵,传到了儿子和孙子两代,似乎已经不再有原来的韵味。子孙们都移民域外,成为了美国人。他曾经希望子女博士毕业能够学成归国,但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绝:“我们不能回去,看看你几十年在各种运动中,颠来倒去的,受了这么多苦,我们回来干什么?”一介先生无言以对,一个中国文化世家竟然在母国断了,对此老人感到无穷的惆怅,至死都引为缺憾。 用彤先生当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立下大志:“肆力学问,以绝大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三代知识人以愚公移山之毅力,历经百年而壮志未酬,读来不免令人感伤。是的,汤氏三代,都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而今他们的未尽之业,传到新的一代了,谁来继承,又何以发扬?故人已逝,传统已断,中国文化会亡吗? 阅毕全书,唯有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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