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P S:我们公司是一家电信服务的公司,百分百以各种形式为电信业服务,包括卫星通信、通讯微调器、光缆、等等,我们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开展业务,主要业务在非洲和中亚国家,在阿富汗为联合国和大型公司如军用电子公司达莱斯(dalaise)、空客集团提供服务,我们公司的宗旨是从一而终,无论电信领域的特别技术要求是什么,我们都从一开始的网络设计一直到网络运营中心投产后的运营。
《经济智能对话》:为什么选择在哪些危险性高的地区开展工作呢?
J P S:这个特别之处是长期以来,公司在运营中逐步形成的,大约十五年前,我们和达莱斯公司合作中阿富汗工作,在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坎大哈、贾拉拉巴德,这些有军事指挥中心的城市发展。从这之后,我们的专长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们在那些被称作高危国家开展工作,就是说有很多限制、有敌意的国家,如索马里、马里、俄国,很多限制不是与安保有关的,就是与后勤保障,或是与气候有关。
《经济智能对话》:那也就是说要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来应对了?
J P S:是的,当然要有不同寻常的能力,首先在人员招聘层面上上,人事部门要寻找符合这类工作需要的社会类型人才,这种工作不一定适合普通人。
《经济智能对话》:那么在科技层面上呢?
J P S:在科技层面上,问题是很多样化的。要知道,卫星通迅技术需要适应所在国家的地理限制,如山地很多的国家——阿富汗,或是戈壁国家,通话距离非常遥远, 如毛里塔尼亚,在那里当然不能在荒芜的戈壁铺设上千公里的光缆来解决通讯问题,基本上会选用卫星技术。总的来说,国家地理条件的限制促使我们选择用哪些我们开发的技术类型以及通讯网络的类型。
《经济智能对话》:非洲大陆是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市场呢?
J P S:非洲大陆是个很苛刻的市场。因为我们公司在那里碰到的困难经常与基建所需的资金有关,所以我们提出了维护和使用成本方式报价(OPEX)。这种报价与建设成本报价(CAPEX)不同,就是我们自己出资为客户国投资组建电信网络,然后将设施、设备出租给客户的形式,收回投资,出租年限为三年到十年。
J P S:确实是这样。我们集团——Global Technologies是北约的大型供应商之一。最近,赢得了北约的一项合同,在未来五年力求向北约提供它所需要的所有(电信)技术。
《经济智能对话》:里面不会有很多华为的设备吧。
J P S:确实不会有太多华为的器材设备。出于怀疑、出于谨慎。
《经济智能对话》:那非洲人,他们是怎么反应的,当你建议(器材设备)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无所谓?
J P S:是,也不是,因为说到底产品的价钱在那里摆着呢!华为产品的价格总的来说比诺基亚、爱立信或是其他品牌的便宜。可我们作为网络的设计者,当然经常有使用设备的选择权。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刚刚中标阿尔及利亚的大型天线项目。除去制造机密不谈,为了能有竞争力,回应标书的要求,与其联系那些熟悉的、在美国的大型供应商,我们联系了中国的供货商,但是订购的产品是没有很大技术含量的,相对放大器等其他(技术含量高的)器材。因为中国供货商(提供的产品)都是有详细的功能规格清单,在大型天线发货前,我们会去中国进行核对也就是说我们构思设计了一个通信系统,并由我们集团旗下的Metracom公司来进行建成组装,可选择使用器材与美国产品相比可能会有的(安保)风险还是由我们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