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满十岁的时候跟父母去武汉见一位远亲长辈，他就是中共党史里鼎鼎大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之所以是“半个”就因为他纯粹农工出身，文化低；而这廿八个半据说就是托派在中国的象征。他的小儿子是我们家中最早的学霸榜样----他是当年第一批考取CASPEA做了李政道的博士生，却没有搞理论物理而是搞了半导体物理和电子对抗，现在是美国殿堂级的国家半导体公司的资深科学家和研发工程师。

我父亲当时去是为了考证他的表伯父，一位在土地革命时期从苏区去广东经潮汕地区拟赴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却不幸被潮汕地区的土豪劣绅认出他曾经参与了彭湃领导的土地革命，落入虎口，他姓赵，是湖南军阀赵恒惕家的直系子弟。我们就不知道他究竟牺牲于广东还是牺牲于南京的陆军监狱。结果这位武汉的前辈明白无误告诉我们这位自幼被家人送到日本念中学，期盼他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的先烈恰恰是在日本接触了马列主义，学习了初步的俄语（据说真正懂得五国文字），后来又到了莫斯科接受红色高等教育，念了军事和政治。他被捕后，由于其不凡的风度、家世（前清湘军将领的赵家、胡家、曾家、陈家以及我家等五家是相互联姻的），尤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和客家官话（潮汕地区上层阶级最推崇的），被那些穷凶极恶的客家土豪视为并非等闲人物，于是递解他去南京，他实际是在南京而不是广东牺牲的。

建国以后这位远亲长辈还见过这位先烈当年在莫斯科的恋人、未婚妻，年逾四旬依然风采动人与苏联专家翩翩起舞的美人。不过早已嫁作他人妻。长辈说这位女士告诉他，当年在莫斯科他们俩最喜欢的是当时遭到斯大林严厉批判的“白银时代三缪斯”之一的阿赫玛托娃的诗。

这位当年农工出身的长者用流利的俄语朗诵

我的母亲俄语非常好，当时就跟着朗诵起来。她激动地告诉这位前辈，1950年代品学兼优的她被选为代表之一与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母亲柳德米拉·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通信，这位可敬的苏联老人就多次引用阿赫玛托娃的这些诗句。（一直到1990年代我母亲和我们才知道原来卓娅和舒拉的父亲就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这位革命前辈说了几句叵耐回味的话“好些当年在莫斯科各个大学和学院翩翩起舞的人、朗诵诗歌的人、演出文明戏的人都早早地牺牲了，如果他们不走，我们当年的红军指挥员不仅最英勇而且最有文化，比国民党那边文化高多了”“我们的红军为什么不学苏联直接叫红军，而叫工农红军呢？因为在苏联，他们认为农民和俄罗斯、波兰以及乌克兰等地方的地主是互相勾结的落后阶级，但是农民在中国就是最大多数的受苦人，是革命的基础。”

”肖华他们搞的《东方红》看过啥？你们不知道里面最好听的几首歌都是客家山歌，客家人自古最有反骨，最有汉人的血性，也最懂艺术。‘

如今，这位前辈早已仙逝。他的话语依然长留耳边。岂止是那些在莫斯科翩翩起舞的牺牲者们？

幸存下来的红军，尤其是女红军哪一个不是血、汗、眼泪铸就的？我的一位伯祖母就曾经是这样一个侥幸的少女。她本来是红四军的少年英雄，已经被编入以后政治与军事都命运多舛的西路军军团，后来是因为她懂得彝语和羌话等土语中途被喊回来，又鬼使神差地和中央红军汇合了。就是这样，很多年以后，她结婚多年以后，高明的军医才发现当年年仅十八岁的她，少女之躯就在长征的征途中遭受了创伤，丧失了生育能力。

他们这一支的伯伯、叔叔、孃孃等都是在我们故乡本家里收养的穷亲戚孩子。

其实我觉得，当年那位堪当高富帅的冲龄即被送往日本念书的先烈表伯父最初的理想就和我现在是一样的：见不得人奴役人、人欺压人，见不得丧权辱国，做了外国人奴才的偏偏要当本国人民的奴隶主，他们觉得要完成这种人文主义启蒙达到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就必须抛弃自己的阶级，起来革命。而我们今天知道其实大同的路不止一条，还有很多其他途径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

这一首曲子非常优美，每年夏天在德国都会听见人们演奏它。而这是一首从国内战争一直流传到第二次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民间曲调改编的苏俄歌曲”涅瓦河边灯光“，我幼年时候母亲就教唱过它的重新填词的、非常革命又充满忧伤与热烈的中文版，却是全然符合俄罗斯民族那种理性之外又有大起大落情绪大起大落情绪起伏的民族性格。很可惜，我没能找到德语版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