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人民,必须说到农民;不懂农民就是不懂中国,不着眼农村的政策 是盲目的、主观的、隐藏祸患的政策,其制定根据的是表面现象和带水分的统计数字。人口真已经控制住了吗?没有,顶多是城市貌似控制住了。人口真的老龄化了 吗?没有,只是城市貌似如此,农村却难说,——农村每年涌入城市的几亿农民工绝不是老年人,而是青年和壮年。即使政策的制定是根据统计数字,这些统计工作 在农村是怎么做的呢?以中国人的敷衍了事,说谎作假,制定政策的人们如果不把各种统计数字打个折扣,就也是和下边的人们一起敷衍作假,而依此制定的政策正确与否,可想而知。这就是本文的焦点。
错觉是可以辨明,可以矫正的。比如城市里人欲纵横,满眼望去“尽是女娘行”(文痞郭沫若的诗句):二奶,三奶,洗头妹,洗发 妹,按摩女,剩女,坐台女,脱衣舞女,站街的妓女,“高档”的三陪女,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但事实是,我国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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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只是在城市里和表面上显得多而已。农村里女人并不显得多;而城市的工地上日夜工作的亿万农民工当中,女人的身影是几乎看不见的。是以,“女多男少”是
个错觉。我想“人口老龄化”也是个错觉,专家们只盯着城市居民而忽略了农民,包括流动的数亿男性居多、青壮年居多的农民。
总 之,二胎政策已经出笼了,这对城市的人们似乎是个宽松的仁政,对农村的人们却是正式打开了生孩子的闸门,其结果一定不只是二胎,而是三胎,四胎,N胎! “一胎”已经导致了14亿,那么“二胎”会导致多少亿?进一步的人口爆炸看来不可避免了。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除了上文说的统计数字的可疑,其他根据就是我国同胞自欺欺人、弄虚作假的恶习,得寸进尺的走极端 传统,以及在各方面都要攀比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初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曾对毛主席说:”......
你在发烧!你高烧发到39度,人民就会发到41度......这样下去可能是一场灾难!”
这真是不幸而言中。就在发烧的农民大言不惭地宣称“亩产万斤”的时候,同样文思敏捷的干部居然冒出这样的如珠妙语,助长人们继续发烧:“人有多大胆,地有 多大产!” 李达掉头不顾,怒气冲冲地问毛:“......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话通不通?” 毛回答:“通不通,也要一分为二看。”
——但我国同胞发起烧来不管什么通不通,不分一二;说话不怕肉麻,做事不顾后果,如果一大群别人都大跃进,我也大跃进;都搞文革,我也搞文革;都去广场 起哄,我也去;都练义和拳、法轮功,我也练;都跳广场舞,我也跳!都生两个三个四个孩子,我自然也不能落了后。—— 所以鲁迅说: “照我的意思,如果没有革命,阿Q就不会革命;如果有了革命,阿Q就会革命。”(鲁迅:《阿Q正
传的成因》)。大群的裹挟是多么可怕的事!政府前些年意识到了几件大事,及时修正了一些政策和态度,比如一开始放任人们到广场闹事,后来被迫果断实施了镇
压;有过一段“取消户口”的思潮和放任迁徙,后来也及时强化了控制;更有过一段时期容忍了法轮功,后来意识到了潜在危害,也及时把这个邪教掐死在了萌芽状态......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在人口问题上实行这种冒险的,走回头路的政策,是不容易修正的。一旦发现人口迅速增加,在相对的短时期内达到了十六七亿,再想推行“一胎”或“零胎”政策,恐怕也挡不住人口的进一步爆炸!
大跃进的集体发烧发疯,教训立竿见影,一年之内便饿死了人,大家于是偃旗息鼓。其他 历史事件都有相似之处: 义和团,文革,六四,..... 教训的到来迟早不一,但都以亢奋的发烧发疯开端,以萎靡的颓唐和另辟蹊径而告终,本文不拟赘述。本文只想提出对“二胎”政策的担忧: 政策如果发烧发到39度,人民发烧必定发到41度,这已经有历史证明。这是杞人忧天吗?我想不是。中国还不算人口爆炸了吗?我想应该算。开放二胎在城市貌似 可行(?),在农村则必定发生人口泛滥或称爆炸。据说城市的人们“不敢”生两个三个,嫌贵(?),农民也不敢吗?如果忘记了农村和农民,包括流动的农民,而忽略他们在统计数字中的比重,就是不懂中国;忘记了中国人倾向于通过聚众而胡作非为,蔑视法律,以及走极端的习性,更是不懂中国。人口政策的失误是“软刀子割头十年不觉死”,虽没有大跃进、文革、六四进那样即刻的血的教训,然而决不能说没有过教训:北大校长马寅初当时与毛唱反调主张控制人口受了批判,被逐出了历史舞台,结果10亿和14亿这些数字证明他代表了真理。马老先生死而有知,面对这新的人口政策,不知作何感想?我若不是与马寅初谬托知己,而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么若干年后16亿和18亿或20亿这些数字和与之俱来的问题,会证明我今天的话便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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