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军人在确定对外政策议程的时候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外政策是美国对内政策的延伸。“将军们”上升到特朗普政权的战略位置是明显的，这加强了军队在决定美国的战略政治议程中的自主权。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战争的计划向军事精英们提供的好处，以及“将军们”通过这些好处已经做到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国际现实的原因。
我们将分析军事阶层对特朗普文人政府的影响，它在政治上反对总统无法缓和的损害。
军事化的前奏：奥巴马多重战争的战略及其后果
美国军队在制定国家的对外政策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奥巴马任总统（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期间做出战略决定时就有其根源。在那个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已经极大地影响一种空前的政治--军事权力的降生。
1，投入阿富汗战争的军队大量增加和它们随之而来的失败与撤退削弱了奥巴马政权，增加了军人和奥巴马政府之间的反感。奥巴马由于他的失败降低了武装部队的声誉，削弱了他作为总统的权威。
2，对利比亚大规模的轰炸和破坏，推翻卡扎菲政权，奥巴马政府没有能力将一个傀儡政府强加于人，这些表明了美国空军的势力的局限和它的政治军事干涉的无效。奥巴马总统在非洲北部的政策犯下致命的错误，表明他在军事上的不称职。
3，雇佣军对叙利亚的侵略和美国资助的恐怖分子将他与一个在一场战争中很不可信的盟国联系在一起，而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全都失败了。这带来军事预算的削减，奥巴马说服将军们称对国外战争的控制和对外政策是维护他们的地位唯一的方式。
4，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干涉对伊斯兰国被打败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主要的角色和受益者是伊朗和与它结盟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
5，奥巴马政府组织了在乌克兰的政变，为一个腐败无能的军事委员会上台提供便利。这造成了克里米亚的分离（与俄罗斯联合）和东部的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美国的将军们被抛到一边，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和乌克兰的赃官们联合在一起，这增加了与俄罗斯危险的政治紧张关系。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企图以此分散对它可耻的政治军事失败的注意力。
特朗普接手的奥巴马政府由三条腿支撑的遗产：一个以军事侵略和与俄罗斯对抗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实现以军事上包围和经济上孤立中国为基础的“重点转向亚洲”，通过战争威胁和经济制裁反对朝鲜；在亚洲使用军队作为自由贸易条约的近卫军守卫，将中国排除在外。
奥巴马的遗产是一个资本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和多重战争，它的延续开始时取决于希拉里·克林顿可能成为总统的选举。
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运动中承诺撤销或严厉地检查奥巴马将国际秩序建立在保持多重战争、一种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视角基础上的理论。这位狂暴的离任总统告诉刚进入白宫的特朗普，如果他履行在选举运动中做出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承诺，将会碰到整个国家的机构、华尔街和大众媒体连续的敌视，由此将破坏环绕美国的全球秩序。
特朗普的赌注是改变奥巴马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对抗，与俄罗斯在经济上和解，但是他碰到被指控所谓与俄罗斯的选举阴谋的棘手问题，这些指控暗示他对自己最接近的盟友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典范的说法犯了“背叛罪”。
媒体制造的“特朗普--俄罗斯阴谋”是反对新任总统的一场全面战争的第一步，做到削弱了他的民族主义经济议程和他改变奥巴马的全球秩序的图谋。
在奥巴马“国际秩序”之下的特朗普
特朗普总统在掌权仅8个月之后，软弱无力地退让，进行辞退、辞职，让所有的人和他任命的每个文职官员感到屈辱，特别是他坚持扭转奥巴马的“国际秩序”的那些说法。
特朗普的当选是为了通过对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有利的经济协议取代战争、制裁和军事干涉。这意味着结束长期和昂贵的武装部队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和其他地区“建设国家”（占领）的承诺，而不是结束奥巴马策划的战争。
这意味着特朗普在军事上的优先事项是加强国家的边界和国外的市场。他开始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承担自己在防务上的责任，为这些责任付款。对美国两个政党中支持奥巴马全球秩序的人进行恐吓，称美国可能失去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绝对控制；他们立即联合和动员起来，以便夺走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的经济伙伴，拆散他的计划。
特朗普立即被战胜了，他适应了奥巴马的国际秩序，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由他自己选择内阁实施旧的国际秩序和新的国际秩序。
被捆住手脚的特朗普选择了一伙以詹姆斯·马蒂斯（外号是有名的“疯狗”）将军，马蒂斯任国防部长。将军们接受了总统提供的职务。特朗普放弃他的责任。
马蒂斯将军：美国的军事化
马蒂斯将军接受了奥巴马的遗产，交补充了自己的色彩，包括将“心理战”加入到特朗普在推特上狂热的声明中。
“马蒂斯理论”将严重的威胁与进攻性的挑衅相结合，这一理论将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国家）置于一场核战争的边缘。这位将军采纳了上届政府确定的目标和行动的战场，加强已经存在的国际帝国主义秩序。
这个团体的政策以对俄罗斯的挑衅和威胁为基础，增加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马蒂斯对大众媒体已经相当炽热反对俄罗斯的说辞更是火上浇油。这位将军推行一项低烈度的“外交上恃强凌弱”的战略，包括侵犯俄罗斯驻美国的外交办公室，这是没有先例的，美国立即驱逐俄罗斯的外交官和领事人员。
这些军事上的威胁和外交恐吓使人理解傀儡特朗普的这些将军们的政府准备打破与一个世界的核大国的外交关系，因而将世界引向一次直接的核对抗。
马蒂斯靠这些胡作非为的侵犯图谋只不过是想迫使俄罗斯政府面对美国旧的军事目标投降：分割叙利亚（这在奥巴马时期已经开始），对朝鲜强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从克林顿时期已经开始），让伊朗解除武装（这是特拉维夫的主要目标）导致伊朗的解体。
占领白宫的马蒂斯团体强化了对朝鲜的威胁。媒体和军队的“喊话筒”把美国制裁的受害者朝鲜人描绘成对美国大陆一种“生存的威胁”。
美国强化了对朝鲜的制裁。对于在韩国部署核装备存在压力。在朝鲜周围策划和实施大规模的海陆空军事演习。马蒂斯反驳中国的“臂膀”（主要是与收购有联系的企业的官僚），加上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增加对朝鲜的制裁。普京加入了反对平壤的合唱，尽管他对制裁的无效发出警告（好像是马蒂斯将军严肃地采纳了普京的忠告，特别是在联合国俄罗斯投票支持决议的时候）。
马蒂斯还加强了波斯湾的军事化，继续对伊朗实施部分惩罚和战争挑衅的政策。
在马蒂斯为奥巴马工作的时候，增加了用于打击叙利亚恐怖分子和乌克兰傀儡的武器装备，以便确定美国能够推翻任何“谈判的协议”。
对美国政治军事化的评估
设想特朗普在求助“他的将军们”的时候是为了抵消可能来自本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对对外政策的任何攻击。任命有名的排斥俄罗斯和好战的马蒂斯为国防部长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缓和在国会反对他的情况，削弱对特朗普和莫斯科之间“选举阴谋”的任何“发现”，特别调查人员罗伯特·米勒勒曾揭露此事。特朗普作为名义上的总统正在适应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提醒他的“国际秩序”的事情，该秩序现在由一个非选举的由奥巴马政府遗留下来的人组成的军人团体领导。
这些将军们提供了一个表面上特朗普政权的合法性（特别是为了好战的民主党人和媒体）。但是，总统的权力转移给“疯狗”马蒂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将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尽管这个军人的团体可能保护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侧翼，但对减少对其国内计划的攻击没有用。如果这还少的话，特朗普向民主党人提出的关于预算的承诺已经激怒了本党（共和党）的领导人。
总之，白宫的军事化是削弱特朗普地位的产物，对这个军事团体有利，增加了这个它的权力。至今马蒂斯的计划已经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发动一场反对朝鲜的预防战争的威胁已经加强平壤开发和完善它的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能力。美国自杀的政策没有做到恐吓朝鲜。马蒂斯没有能够将克林顿--布什--奥巴马旨在剥夺其他国家（比如利比亚和伊拉克）先进的防御武器作为一次美国“变更政权”的侵略前奏的理论强加于人。
美国对朝鲜的任何攻击都可能引起大规模的报复，可能夺去数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在韩国和日本造成数百万平民死亡。
马蒂斯做到的更多事情是恐吓中国和俄罗斯的当局（和它们做出口生意的亿万富翁同事），以便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马蒂斯和他在联合国的盟友以及白宫可能号召进行战争，但是不可能实施所谓的“军事选择”而不会威胁到美国部署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武装力量。
“疯狗”马蒂斯对俄罗斯驻美国使馆的袭击没有从根本上削弱俄罗斯，但是暴露出莫斯科对它所谓的特朗普政权的“伙伴”的和解外交没有用处。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导致一种外交关系的正式破裂，增加一场军事对抗和全球核屠杀的风险。
这个军事团体正在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便让它采取行动反对朝鲜，目标是孤立平壤政权，加强美国对北京的军事包围。在再次让中国反对朝鲜时，这条“疯狗”已经取得部分成功，同时保障美国在韩国部署先进的直接指向北京的萨德导弹。面对过于温顺的中国官员这就是马蒂斯在短期内的“胜利”。但是如果这条“疯狗”加紧对中国直接的军事威胁，北京可能进行报复，抛售数十亿美国国库债券，切断外交关系，，在美国的经济中播种混乱，让华尔街应对五角大楼。
马蒂斯实施的在阿富汗和中东增加军队对恐吓伊朗没有用处，也不会导致任何军事上的胜利。相反，这意味着庞大的支出，利润很少，正如奥巴马在近十年的失败、完全落空和损失亿万美元之后发现的那样。
结论
美国对外政策的军事化，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建立一个军事团体，求助于进行核威胁冒险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全球权力的平衡。
在国内的领域，名义上的总统特朗普依靠像马蒂斯将军这样的军国主义者。马蒂斯已经加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控制，甚至带去某种离轨的核弹头给瑞典，以便让它加入美国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讨伐。马蒂斯利用媒体的热情，这些媒体用好战的大标题奉承四星将军们。
但是，尽管出现这一切，朝鲜保持勇敢无畏，因为它能够进行报复。俄罗斯拥有数千件核武器，在一个由美国统治的世界上它继续是反制的权力。
中国是美国国库债券的主人，这并不让人吃惊，尽管美国的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准备沿整个中国南海发生冲突。
马蒂斯对媒体的关注抱有热情，那些穿着得体的记者们如同“一丝不苟的美甲师”，他们不放弃演说的细节和每一次血腥的演说。战争的承包商们围着他，像一群苍蝇围着腐肉一样。这位四星将军已经达到一种“总统的状态”，虽然他没有赢得任何选举（不论是否虚假的）。没有疑问，当他离职时将变成行政管理委员会最愿意要的成员，或美国历史上大的军事承包商的专家型顾问。他将会因为半个小时刺激性谈话收到丰厚的酬金，他将巩固自己的家庭因裙带关系三代人得到高薪水而做事不多的职位。甚至可能被提名为参议员，或由两个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提名为总统人选。
美国对外政策的军事化向我们提供的重要教训：所有的教训中首要的是战争威胁的升级不会获胜，如果目标是将有能力进行反击的对手解除武装的话。通过制裁的恐吓可能将重大的经济匮乏强加给依靠石油出口的政权，但是不能强加给已经变得强硬、自给自足或非常多样化的经济体。
低烈度的多边军事演习加强美国为首的联盟，但是同时也使它们的对手相信应当增加自己的军事准备。中等烈度反对对手非核的战争可能有助于夺取重要的城市，比如在伊拉克，但是，占领者面对着高成本和长期有损害的战争可能破坏军队的道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麻烦，增加预算的赤字，制造数百万难民。
冒险的军事政策可能带来大量的生命、盟友和领土的丧失，大量放射性的灰烬……一个“代价极大的胜利”！
总之，威胁和恐吓只是针对和解的对手才起作用。外交上少有的口头上恃强凌弱会促使出现一种好斗的精神和某些盟友，但是说服对手让其投降的可能性很小。美国政治的世界军事化超越了它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取得任何长期军事上的胜利。
在美国的军人内部存在某种思想清楚的声音吗？这些军人没有因他们的星或是媒体对他们愚蠢的赞美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准备保卫全球的和解和国家之间更多的尊重吗？美国的国会和腐败的媒体已经表明它们没能有能力评估过去的灾难，更不可能对新的全球的现实做出有效的回答。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9月23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西报：在气候变化的时代美国国内安全军事化后果超过飓风
迈克尔·T.克拉雷 魏文编译
在本国“战争”的新面孔
汤姆·恩格尔哈特的引言
美国刚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雨水事件。从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一次两场四级飓风—哈维和厄玛—仅在一个季节里袭击美国（直到现在没有出现过）。9月初旧金山—它以气候寒冷而出名—经历罕见的摄氏41度的一天，与此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一个特别少有的热浪—从根本上说是一次没完没了的凶猛火灾的风暴—从洛杉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被烟雾和灰烬包围（我们不能因此归因于厄尔尼诺现象）。
我曾经说过受最近飓风惩罚的两个州的州长曾经是气候变化协议的谈判者。现在华盛顿的统治者（特朗普）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称这是“中国的故事”），曾让一些热衷于谈判的人充斥他的政府（他们中的最后一位是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局长），从根本上说，他们在可以想象的所有网页上消除了全球升温的任何参数，辞退了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他们的班子由专业人员组成，得到大型能源公司的支持，他们坚持重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唐纳德·特朗普童年时代被石化燃料淹没的美国。
幸运的是如同迈克尔·克拉雷向我们讲述的那样，骑兵正在为了拯救奔跑；从文字上说多少是这样的。在一个关闭任何与全球升温轻微有联系的事情的政府里，有一个机构今天由谈判者们领导：美国的武装部队。它的高级司令部继续制定计划以便在一个因气候而急剧变化的世界上采取行动。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说的是同一个机构，它的将军们参加了“代际的战争”，为的是至少赢得从2001年9月11日袭击事件以来发动或发生的没完没了的战争中的一场战争。他们属于一个机构（五角大楼），消耗了纳税人的大量美元，没有能力有效地进行自我审查。换句话说，我们的“拯救者们”在一个数千年来保护人类的环境的未来出现某种不确定的时期，可能是21世纪无能为力的“梯形警察”。
后果超出哈维和厄玛飓风
为了帮助减轻哈维飓风带来的后果，在休斯顿地区部署的美国武装部队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当他们被紧急派往佛罗里达、波多黎各和圣母群岛以便面对厄玛飓风的时候，也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厄玛飓风是大西洋从来没有发生过最猛烈的飓风。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 斯科特曾派出该州国民卫队的成员去休斯顿，在自己的州出现紧急情况采取措施的时候他们被急促调回。一个飓风开始时被派往德克萨斯海岸的军用船只的小队同样收到了开往加勒比的命令，同时驻在很远的地方（科洛拉多、伊利诺斯、罗得岛和圣母群岛）的特种战斗部队被紧急派往波多黎各和圣母群岛。与此同时，在一个最火热的夏天，加利福尼亚的国民卫队被动员起来扑灭在该州以及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的横扫大地的火灾。
我们认为这是国内安全新的面孔：阻止在美国海岸、森林和其他由于气候变化越来越经常发生和具有破坏性的极端气候现象脆弱地区的损失。这是一场没有名称的“战争”，还不止在特朗普的时代，但并不因此而更不真实。正如联邦管理紧急情况的机构负责人威廉·龙所说的，“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对哈维飓风行使”，他从军事的焦点表达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期待任何参与这次行动的军官认同将气候的变化作为他们新的战略方针的根源；在唐纳德·特朗普总司令占据白宫，拒绝承认全球升温的现实或它在增加主要的风暴密度，继续让气候变化的谈判人员充斥他的政府的时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美国武装部队最高级的官员们在五角大楼已经公开谈论气候的变化对美国安全提出的威胁，以及这种现象可能改变他们的工作性质。尽管今天不再谈论此事，从本世纪最初几年美国武装部队的军官们强调和正规讨论了这些问题，令人吃惊地公布了他们关于极端气候现象—飓风、长时间下雨、广泛的热浪和旱灾--增加的紧迫性，以及这些现象可能意味着不断增加军人在回应灾害和为极端气候条件的未来提出的计划中的作用。
当然，未来已经就在这里。众所周知，高级军事负责人已经完全注意到很难将全面的安全问题归因于任何风暴—其中有哈维和厄玛—归因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但是人们也知道，飓风带走热带海洋大量热能，全球的升温正在提高这些海洋的温度。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像哈维和厄玛这样的飓风发生时力量更大，具有破坏性。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修订报告中说，“根据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增加，海平面上升，平均温度上升，严重的气候准则加速”。这是2014年防务政策的一个概述。报告说，“未来的使命的后果、规模和复杂性可能增加，其中有对文人当局的防务支持”；这正在我们在最近几周已经见证的危机类型。
正如空军的报告所提出的，任何袭击美国领土的极端气象现象增加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协调地增加美国的武装部队对民间机构的支持，分流来自其他地方关键的资源—军人和装备。同时五角大楼可以准确地将其重要的能力用于数量很少历时有限的紧急情况在类似的事件倍增和的时代—这是在这个时候明显开始发生的事情—将要求军队做出重要的承诺，同时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这意味着重要的重新确定美国安全政策的方向。这也许不是白宫当今已经准备好的事情，但是迟早会是这样，没有其他的选择，特别是当出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文人政府的所有行动决定性地没有权威的时候。
因为哈维和厄玛飓风的动员
当谈到在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紧急行动时，媒体集中报道普通人进行的拯救行动感人的故事。因此，武装部队的作用很容易没有被注意到，尽管事情发生的规模很大。武装部队服务的每个部门—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备队—在休斯顿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人，在某些情况下运去正常情况下用于重大战斗行动专门的装备。这种相结合的回答代表一种军方的资源在这次绝望的和大部分被淹没的地区非凡的承诺。派出数万名国民卫队的成员和现役士兵，数千辆悍马牌军车和其他车辆，数百架直升机和数十架货运飞机和海军的大量船只。正当在德克萨斯的行动开始逐步减少的时候，五角大楼因为厄玛飓风开始了类似性质广泛的动员参加救灾。
这种类型的动员对于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是独特的，在过去美国的武装力量曾对本国的重大气象灾难做出回应，如2003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12年的桑迪飓风袭击的时候。在其他时期这种现象很少发生，因此武装部队的“正常”介入没有被看成是重要的障碍：而是进行美国在国外的战争。但是由于全球的升温正在影响气候，今天大规模的灾难正在开始更持续地发生，强度越来越大。因此，过去是一种偶然的救灾使命对已经负担很重的五角大楼来说正在开始变成某种优先的事项--高级军官们意识到这一点--未来同样的事情可能会更多。我们认为这是美国风格的“战争”的新面孔。
重新确定国内的安全
甚至如果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华盛顿没有任何人准备好也不愿意关心气候的变化，美国的武装部队确实有准备。它以自己的方式很长时期以来准备好在回应一个自然灾害重复发生的世界。这同时意味着在未来几年气候变化在国内安全的议程中将越来越突出（不论特朗普政府和他的追随者是否高兴，它是否承认这一点）；无疑这种国家的紧急情况将会军事化。“国内安全”的概念本身注定会改变。
2002年11月--在9月11日袭击留下的痕迹之止--美国建立了国土安全部，它主要的职责是在国内避免未来的恐怖袭击，但是也关注毒品的走私、非法移民和其他类似的问题。气候的变化从来不在其中。尽管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海岸警备队的服务是国土安全部的重要部分，被看作是与越来越多的灾难性后果进行斗争，但是该部的焦点放在移民和恐怖主义上，在特朗普当政以后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加强而已。总统已经确保进行统治的近视观点，通过大力增加巡逻边界的警察数量（在与控制边界有关的问题上投入更多的预算），同时大幅度削减海岸警备队服务的预算。
当然，也关注所有的政府机构--武装部队除外--可能与某种方式与气候的变化有关，它们配备有气候变化的谈判者，并由他们领导。只有国防部最重要的官员们仍以更现实的方式述说气候的变化：作为一种可以证实的现实将对未来的国家安全提出新的风险，制造新的军事行动的噩梦。
2007年曾任陆军总参谋长的戈登·沙利文将军说，“作为战士来说，我们从来没有做到全部准确。如果一个人做到全部准确，在战场上将发生某种坏事情”。关于气候的变化他的说法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继续像历来那样做事情的话，我们将走到最坏的后果不可避免的地步”。
今年戈登将军的评论被列入有威信的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由CAN公司（原海军分析中心）发表，这是一个由联邦资金资助的帮助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研究中心。这份报告特别集中关注在国外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冲突的增加，特别是如果在一批穷国（主要是非洲和大中东地区的国家）长期旱灾的粮食短缺增加是否超过部族的分裂和现有的宗教分歧。这份报告提醒说，“美国可能更经常地卷入这种情况，不论是单独卷入还是和它的盟国一起，以便在形势恶化和被极端分子利用之前帮助实现稳定”。
军方的分析人士开始思索，气候的同样后果可能发生在一个被问题困扰更多的世界，也可能对美国本身引起风险的增加，这样造成在美国的领土上五角大楼需要越来越多的卷入。“极端气候现象和自然灾害，比如美国因卡特里娜飓风所经历的那样，可能导致大量的美国机构执行更重要的使命，其中包括州和市的政府机构、国土安全部和我们已经强加的武装部队”。这可能导致一种战略优先事项的冲突。“如果由于气候的变化增加自然灾害的频率，未来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对于在哪里和何时进行介入可能面对困难的选择”。
一批军官--不论是现役的还是退役的--想到了这些，试图说服最高领导人将气候的变化置于战略计划的中心（集体行动的事例可以在气候与安全中心的网页上看到，这是一个前军官为了推动对问题的了解而建立的援助团体）。2014年这些活动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当时五角大楼发布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地图”，这是五角大楼在一个正在升温的世界上为了挽救形势的行动计划。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计划的序言中说，这种行动是必要的，因为气候的变化将在国外制造更多的冲突，在本国制造更多的紧急形势。“武装部队可能被号召支持文人当局，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面对越来越频繁和强烈的自然灾害在灾区提供救援。”因此，美国国防部和它的相关机构应当开始“在我们的计划中将气候的变化与行动和训练结合考虑”。
在一定的时期内，武装部队执行了哈格尔的指示，为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迈出步伐，对可预测的未来改进准备工作。各个地区司令部，如北方司令部和负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南方司令部做出回应，扩大了训练和其他的准备工作，以适应极端气候的变化和它负责的地区海平面的上升；2015年在国防部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一份题为“与气候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报告反映一种变化。
在其他的时期，这些行动从来没有造成分散它既有的职能：回击美国在国外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如同因哈维和厄玛飓风发生的情况那样，随着总统在持久的反对恐怖的战争中赋予他们越来越多的使命，武装部队在地方的责任增加了，包括加强美国军队在阿富汗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存在，在整个大中东进行更重大的空军的行动，在朝鲜附近增加军事演习的速度。如同在太平洋地区一系列碰撞--结果造成死亡--有美国战舰卷入，这种高速度的行动在不同的军事冲突中已经加大对武装部队的要求--包括在那里对它更多的限制--在这些冲突中可以看到它没有能力赢得冲突或是结束冲突。结果是明显的：人力资源已经耗尽，物质的资源要求过多。因对哈维和厄玛飓风的大力回应，这些资源正是更加需要的。
总之，在地球继续升温的同时，武装部队和国家全都面对一场生存的危机。一方面，特朗普和他的将军们其中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再一次完全强调在国外（和在更多威胁的情况下）更多地使用武装部队。这不包括反对塔利班、达埃什、基地组织和一些其他的组织，而且也为一次可能对朝鲜的攻击做准备，甚至也许在将来针对在中国南海的中国设施采取行动。
随着全球升温的加剧，不稳定和混乱--甚至巨大的难民浪潮--将会有更多的发展，无疑在边界之外适应更多的军事干涉。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化将使在本国和国外的混乱和破坏增加；在这种局面下，给人的印象是华盛顿经常把它的武装部队看成是美国拥有的唯一可以信任的有尊严的回答。因此，为了结束美国在国外的军事冲突，把目光转向本国必须做出决定；如不这样做，武装部队将呑掉联邦更多的美元，增加他们在华盛顿更多的权力。即使这样，不论武装部队能够做什么事情，他们不能够打败气候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一个军事问题是任何更小的事情。尽管存在可能的解决办法，但是它们不可能是军事的解决办法。
尽管现在五角大楼的高级负责人很少准备公开谈论环境的事务，他们完全意识到将要到来的问题。他们知道全球升温的进展，将制造新的挑战，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些挑战具有最大限度拉伸他们的能力的潜力，让这个国家更多地暴露在气候变化的灾难中，而不能对问题提供任何的解决办法。因此，将军们面临一种首要的选择。他们可能继续自我审查自己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精心修饰的分析，这样在政府对国家的灾害的紧急事务中成为同谋，或是他们能够对因气候和随之而来的需要一项新的--和绝对军事的--战略的立场提出的国家安全威胁有力地说出他们的想法，这种战略立场把反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放在国家优先事项的最高点。（迈克尔·T.克拉雷是汤姆迪斯帕奇网页的撰稿人，汉普郡学院和平与世界安全教授）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9月27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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