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谈及东西方制度，和不少美国学者有一个共识：西方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突破瓶颈。中国制度正在全面探索和寻求完善。但区别是，我们对未来的发展走向看法不同。虽然西方自己的瓶颈如何突破，它们也还不清楚，但却依然武断地认为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中国制度的演变方向。因为历史已经表明了，除了美国这种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国家可以在建国时设计出一套制度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是内生性的、漫长演化的结果，都是遇到问题再寻找答案，成功和成熟之后再形成制度。今人只不过可以从这个角度尝试推测一下。

一是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公平、能令党内精英发自内心认可、心悦诚服的选拔机制。

中共今天的选拔机制融个人能力、党内民主以及元老智慧于一体，从而确保了领导层的高质量。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不需要在解决党内精英的选拔机制方面继续改进。中共是一个八千多万人的大党，人才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如何令精英完全接受一套选拔机制却依然是“永远在路上”的任务。

目前西方主要是通过党内初选的方式，但从实践来看并不算成功。美国的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是通过党内初选产生的，却也都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也是反对者超过支持者的候选人。

法国大选两大传统政党共和党和社会党都是通过初选产生的候选人，结果共和党的菲永出现空薪门，但由于党内初选的合法性，坚决不退，从而在民意支持右派的大好形势下败选。社会党的候选人哈蒙甚至众叛亲离，仅获得不到6%的选票。能够进入第二轮的两大政党都不是通过党内初选产生的候选人，这显然不是巧合。

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中国国民党，2016年“大选”也首度尝试通过党内初选产生候选人，结果却以不得不临阵换将告终，这也成为惨败的原因之一。

菲永曾称“空饷门”是“政治谋杀”，自己绝不退选。新华社发（蒂耶里·马赫摄）

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初选方式既不能维持党内的团结，也不能避免党内精英人才的叛离。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想参加社会党的初选，但由于资历太浅，党内反对者众，而且他也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于是他便脱党竞选，并在各种“因缘巧合”之下，最终笑到最后。但社会党却处于崩盘的境地。显然，在个人利益与政党利益冲突的时候，出于利己本能，西方政治人物往往都会选择叛党、反党、脱党，哪怕对自己的政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也无所谓。

当然西方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党命运和体制没有任何关系。一个政党的起伏甚至消亡，都对体制产生不了影响。更深一步讲，一个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关系也是如此，“一人独大党”和“个人超越政党”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比如现在的法国执政党。2016年美国大选，再一次披着共和党外衣的特朗普就全靠个人魄力入主白宫，共和党从党内选举之初对他就多有掣肘，到现在施政上也不配合。所以从外部环境来讲，也缺乏促成党内团结的压力。

但中国不同，一是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而且党纪约束强，类似法国大选时出现的党内公开分裂并危及政党生存的事件很难发生。二是政党的命运和体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有这样的危机意识，经常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如果不解决好某某问题，就会亡党亡国。

可以说政党团结问题对中国和西方的意义非常不同。对于中国可谓至关重要，对于西方则可有可无。因此中共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自我继承和创新的角度着力。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二是程序合法性与绩效合法性的结合。

今日各国政权不过有三大合法性：以中东等国为代表的血缘合法性、西方为代表的程序合法性、中国为代表的绩效合法性。

西方的程序合法性正面临日益强大的挑战。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都是程序合法性结出的恶果，而且一旦产生就无法更改。要么一路错到底，要么等四年或八年，其代价极为高昂。特别是在中产阶级萎缩成为绝对少数的今天，这种程序合法性正面临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不仅西方，泰国和埃及民主的崩溃，也和程序合法性导致的恶果有关。

中国的绩效合法性目前并没有遇到任何挑战，美国皮尤公司多年持续的调查也显示中共一直拥有80%以上的支持率。但从理性的角度讲，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增长。在赶超阶段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前人可借鉴的情况下，谁也无法保证不出现大的探索失误。就如同美国的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但西方程序合法性在内部化解这样的重大失误方面有其优势，并能够借助仍颇为强大的软硬实力，“熬”到将危机转嫁出去——虽然经济危机肇始于西方，但最后垮台的却是中东阿拉伯国家。

所以，在绩效合法式依然有效的情况下，中共必须未雨绸缪探索自己的程序合法性模式，实现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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