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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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2-05-14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学生运动的主力军，就是北京大学。这所创建于戊戌维新之际的高等学府,到“五四”发生时已有21年的历史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下，在民族启蒙与觉醒的一缕晨光中，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在北京大学孕育发展起来。北京大学教育改革带来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追求真理的新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五四精神也从此融入北京大学的文化之中，成为这所百年学府催发新生的力量源泉。 一、 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五四时期，从广义上来说，应该包括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六年。这段时期不算长，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大变动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大传播时期。在这个时期，北京大学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中心。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这一思想运动的兴起以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为标志，以反封建为主题，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以北京大学为宣传主阵地。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对北大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北京大学带来了新生，也把蔡元培这个名字永远地与北京大学联系在了一起。蔡元培，1894年被清政府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见清政府的腐败，弃官不做，返抵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着手创办教育。1907年，41岁的蔡元培毅然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潜心研究哲学、文学、伦理学等课程，尤其对美学、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并翻译出版《伦理学原理》，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回国后于1912年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因对袁世凯擅权不满辞职再次赴德，1916年底应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北大的六年，蔡元培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并在北大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学制度。“五四”运动期间，他提倡科学与民主思想，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曾多方营救参加运动而被捕的学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 （一）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校，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十余年间，北京大学一直在民族危局中步履维艰。尽管历任负责人尽其所能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抓住时机推进革新，但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走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 蔡元培先生先后于1907—1911年、1912—1916年间两度留学德国，在此期间，德国以柏林大学为龙头新建立起来的一批大学己经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的中心。蔡元培的留德经历使他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认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他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0页。“研究高深学问”就是蔡元培所讲的“大学之性质”，或者说是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他的演说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蔡元培提出大学性质和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主张，要求大学成为研究型的大学，大学教师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师。这一办学理念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创立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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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元培：《北京大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出版。，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利，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出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就是要打破封建专制的禁锢，网罗众家，创造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浓郁的校园氛围，并以此影响社会。由于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北大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极盛。学术讲座上各派学者各抒己见。在学生的学习上，蔡元培主张学生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派别的观点，使学生不拘泥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蔡元培同时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他还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学术研究、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种社团。

3. “五育并举，培养健全人格，发展个性”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在德育上，他主张学生应砥砺德行，成为社会楷模。在智育上，主张学生养成学问家的人格，不仅要有研究学问的兴趣，而且要养成服务社会的习惯，以追求真才实学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另外，蔡元培还在大学开体育课，亲自开设美育课程，成立各种学术团体。他还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上撤销文、理、法界限，同时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认为“平等者，破除阶级而决非消灭个性……即破坏阶级制度，则即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为了摆脱年级的限制，北大推行了“学分制”。192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学分制”为全国大学的教学组织制度，通行全国。

4. “教育独立”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是“教育独立”的主要倡导者。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类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同上。在“教育独立”的理论阐述中，他强调的是教育要不受政党的控制，教育要摆脱教会的影响。

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教育独立”的要求。北洋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连年混战，经济凋敝，政府将大部分经费用于军事开支，仅有的一点教育经费也不能如数到位，常常被挪用。为维持教育的正常运行，教育界发起了向北洋政府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鸣。

教育独立的主张内容包括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以及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二）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体制改革

1912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为大学校校长，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严复。同年10月，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在学科制度上，大学设科，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各科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该科学长可随时召集会议，自为议长。

实行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作为一种办学模式，“教授治校”萌芽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其后，这种体制在德国大学的提倡下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一度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榜样。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了他的“教授治校”的实践：

1.重新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在教授中选举产生。2.取消学监主任一职，扩大学长权限，将学科内事务全部交与学长负责管理。改革初期，北大设立文、理、法、工四学科。蔡元培到任不到10天，就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学长掌握了学科内最重要的管理权力。3.设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是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4.设教授会。1917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学科教授会组织法》。次年至1919年，共有国学、英文、数学等13个学门陆续成立教授会。5.创办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蔡元培认为：“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1917年底，被打文、理、法三科分别成立研究所，1919年12月又增设地质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最早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6.招收女生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等人分别担任各科学长，大大增强了学科实力，但也产生了各科之间缺乏联系的弊端，比如各科各自处理教务、总务事宜，使得全校的工作缺乏统筹管理。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达到沟通文理、全校规范管理、民主统一的目的，1919年4月，蔡元培决定取消学长制，改门为系，设系主任主持本系；文、理、法合组教务处，统筹全校教务；设立总务处，统筹全校总务工作；工科归并北洋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到了1920年，北大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框架焕然一新。

（三） 人才引进

为了把北大打造成理想的研究学问之府，蔡元培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709页。他延聘名师，罗致人才，他眼中的北大教员应以学旨为主，无论何种学派，只要真才实学，都可以北大有一席之地。蔡元培不讲资历、学历、政治派别、学术门派，不论年龄、国籍若何，但问是否为“纯粹之学问家”。

蔡元培刚到北大几天,就聘请具有革新思想、因创办《青年杂志》而颇有声望的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杂志,走进了北大。事实上,蔡元培请来的不仅是一位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而且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河北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本科，回国后任北京《晨报》编辑，在《新青年》刊物上发表了著名论文《青春》。蔡元培聘任他为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系教授。胡适，安徽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三年，又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蔡元培聘请他任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钱玄同，浙江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在浙江等地的中学授语文课，也曾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教授文字学。他曾帮助北京大学的沈兼士（因病）代课，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浙江人，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外语，蔡元培聘请他为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编辑，后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就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思想的阵营，他们为北大的改革及新思想的自由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对以复辟派自居，主张尊王尊孔的辜鸿铭，蔡元培以辜先生对英国文学有专长，聘其为文科教授。对曾经加入同盟会，却不久成为清朝暗探的刘师培，蔡元培因其国学造诣甚深而聘其为北大文科教授。年仅24岁的梁漱溟，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佛教文章，蔡元培认为这是独家之言，破格聘请他到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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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科方面,蔡元培任用著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瑮任理科学长,又陆续延请、续聘了李四光、朱光骅、翁文灏、丁文江等教授。法科方面,蔡元培改变以前教员多为政府官员兼任的状况,聘请专任教员,同时规定专职教员不得在外校兼课,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蔡元培亦大胆辞退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与教学态度差的外国和本国教员,使教师队伍面貌一新。正是这支年轻、向上的教授队伍,给身处古都的北大带来了勃勃生机。

“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大学的模型，而且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民主思想的知识精英，促成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二、 新文化运动

（一） 《新青年》的创办

成为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新青年》也是在这样一股反动逆流猖獗的时期创刊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第二期开始改名《新青年》，是一本16开、100页的月刊，每6号为一卷。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群益书社出版。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直至1926年7月停刊，先后存在十年。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创刊号。

陈独秀满腔热情地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算不算是青年，“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要看他脑子里是不是塞满了旧文化的陈腐观念。所以，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傅斯年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虽多年漂泊他乡，可乡音始终未改，操一口浓重的安庆口音。陈独秀气质刚烈，个性鲜明。老友章士钊评价陈独秀说：“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孤桐（即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陈独秀气质刚强，痛恨封建制度和军阀统治，富有革命精神，一直是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和革命运动的参与者。1901年，陈独秀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在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