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年底,台湾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简称《促转条例》)。这部法律的推动已历经14年,是台湾第一部全面性处理转型正义的法律,不过在此之前,台湾已针对1947年的
228事件、国民党过去不当取得的党产陆续进行处理。
这个条例通过的时间点,也是台湾颇为特殊的历史时刻:2017年是228事件70周年;是
台湾解除戒严令30年──这个戒严令实施了38年,是全世界实施最久的一次戒严。2017年也是台湾“乡土文化论战”40年的纪念,而当年论战的关键人物之一余光中,也在《促转条例》通过的一个星期后过世。接着,2018年的1月13日则是台湾最后的独裁强人蒋经国过世30周年。
这些事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从此刻这个时间点来看,其实都与转型正义有关。
《促转条例》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恢复威权统治制造的不正义,规定由行政院设立独立机关,以两年时间规划推动与转型正义相关工作: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不当党产处理及运用等。它所定义的“威权统治时期”,则是指1945年8月15日(二战日本宣布战败)起到1992年11月6日为止。台湾虽然在1987年解严,但是金门、马祖这些接近中国大陆的离岛前线,一直到1992年11月6日才解严。
228事件与乡土文学论战都是在台湾威权统治时期发生的不正义之大事。前者标记着台湾威权统治的开端,后者则是蒋氏政权面临内外正当性危机时的一场文化霸权保卫战。
228事件与文化霸权争夺
228事件发生时,蒋氏政权尚未流亡到台湾,虽然已有很多证据显示,蒋介石本人对228事件有直接责任,但过去国民党政权倾向把228责任推到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一个人身上;直到今日仍有不少人想为蒋介石卸责,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学者朱浤源就强调,当时蒋介石正忙着竞选第一任总统,“怎么可能成为遥远小型民变的刽子手?”
长年研究228问题的另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陈仪升则认为,蒋介石要对228负责,但他也强调228事件责任归属不能只靠单一档案论定,而需要靠长期的推论及研究。
其实有关228的研究,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就持续不断,去年228事件70周年之际,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也出版了新书《重构二二八》,从二次大战后、东亚秩序重组的角度看228,以及这个事件对往后台湾发展的影响。她提出“战后中美协力体制”概念,指出:“美国为掌握战后国际优势与远东秩序,选择中国国民党做为合作对象。”她引用许多日本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务院、军方、国安部门、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馆(NARA)、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的档案,其中许多是之前228研究中未曾出现过的史料。
朱浤源是国民党党员、前国民党党主席连战的学生,曾被国民党提名为国民大会代表,政治立场很清楚“亲蓝”,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发生陈水扁被枪击事件,他曾出书质疑事件是由陈水扁自导自演。而陈翠莲是台湾史专家,积极推动转型正义。陈翠莲与陈仪升都是本土色彩鲜明的学者。
对于228的探讨,既是历史真相的呈现,同时也是一场文化霸权的争夺。如果228事件被定义为一个类殖民政权对类殖民地的屠杀压迫,那就不只是否定了蒋氏政权在台湾统治的正当性,也在定义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并非立场倾向统一的泛蓝人士所乐见。
也正如陈仪升所言,228事件的真相还需要更多历史资料才能呈现。而这也是《促转条例》重要任务之一。《促转条例》目的在于回复错误与实现正义,而前提是得让事实真相呈现。呈现真相最重要就是要开放政治档案。
开放政治档案却是国民党担心的。威权统治时期党国不分,很多重要档案是在国民党手上,若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公开这个时期资料,恐怕对国民党的正当性伤害更大。
余光中与乡土文学论战
余光中的历史地位争议也是一场文化霸权争夺战──四十年前乡土文学论战的遗绪。
被誉为“诗坛祭酒”的余光中是现代诗的一代旗手,1928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移居台湾。余光中的诗在台湾的确影响了两、三代人,他的作品开始在大众市场流行,是1961年他告别现代主义回归新古典主义(他当时宣告“再见.虚无”),写下《连的联想》这样广为流传的浪漫情诗。而他在中国大陆之所以被官方肯定,是因为他作品中的乡愁呈现了两岸“一衣带水”关系,完全政治正确。在余光中温柔的新古典主义背后是强烈的中原文化本位,这样的信仰也让他涉入了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
1997年4月,由台湾媒体人王健壮主编的《仙人掌杂志》,第二期刊登了“乡土文化往何处去”专题。这个专题收录了王拓、王津平、石家驹、朱西甯、江汉、邱坤良、沈二白、唐文标、银正雄与蒋勋等人的文章,也引爆了“乡土文学论战”。
在这个专题中,本土作家王拓主张“乡土文学”应正名为“现实主义”文学;来自香港、现实批判意识强烈的的唐文标,批评现代主义文学逃避现实,要台湾年轻人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来自中国大陆、出身军旅的朱西甯则认为,乡土文艺最终要回归到中国民族文化,他也在文中“提醒”乡土文艺“要留意尚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与精诚度如何?”
这当然不是一场纯文艺理论的学术论辩,而是反应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下的产物。1970年代的台湾虽处戒严封闭状况,但1960年代全球反叛青年文化的风潮多少也吹进台湾──至少随着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民歌等流行文化而进入,年轻世代的现实批判意识愈来愈强。相对的,1949年国民党政权来台,二、三十年之后还继续喊着“反攻大陆”、缅怀长江黄河。
年轻世代不可能无视于发生在现实台湾本土的事件,不可能再把自己的未来前途寄托在“反攻大陆”这种虚幻梦想。再加上1970年代台湾外交处境一路下滑,让年轻一代产生危机意识。看破了“反攻大陆”的虚枉,但台湾要往何处?他们开始要从本土现实寻找意义、推动改革,从政治、社会到文艺领域都出现这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