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疯疯颠颠 于 2015-11-30 20:45 编辑
观察者网:有人担心,巴黎会不会变成第二个哥本哈根,您对前景态度乐观吗? 邹骥:我是“谨慎乐观”,我觉得巴黎和哥本哈根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在管理模式上,现在大家普遍认可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期望也更现实。但是在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这需要智慧和高超的多边协调、管理能力。 我乐观的因素在于,目前INP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已经有169个国家提出来,覆盖了全球90%的排放量。从这一点来讲,奠定了一个基础。在基本面上,大势已经形成,从战略上有乐观的理由的。另外,有些问题,大家比6年前更成熟了。可以采取一些更现实的态度,体现一些妥协的精神,大家都有这个心理素质和准备。包括程序上怎么体现大国影响和广泛参与?怎么关注小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实践。 我之所以“谨慎”是因为这毕竟是涉及到190多个国家的多边进程,是一个非常敏感、超高难度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功亏一篑。 
图片来自作者:unesco的梦幻会场。当天中方团队与法国外长、侯任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先生对话。 观察者网:中国发展体量大,但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否尴尬? 邹骥:我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尴尬”,比5年前甚至是多年以前,中国的地位更高、更自如更自信。 首先从道义上说,中国依然占有道德制高点。西方和国内舆论说中国是“第一排放国”,听上去很不好听。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基本没有反映气候科学的本质。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有很长的寿命周期,一旦排到大气里能存留几百年,从而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就变暖。因此气候科学衡量大国排放要用累计排放指标。 如果我们看累计排放的最终结果,从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算起,根据国际公认的统计数字,中国的累计排放总量还是很低的,人均更低。到2012年的统计,美国是中国的2.6倍,欧盟是中国的2.4倍,也就是美欧加起来是中国总量的5倍。如果看人均,差距就更悬殊了。累计排放量是历史责任的基础。 还有一个数字,到2010年,全球二氧化氮、能源相关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发达国家占70%,而他们的人口只有不到全球的20%。也就是占据全球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累计排放量只有30%左右。 可以说今天的气候变化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气候变化,都是由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累计排放造成的。发达国家是主要的肇事者、责任人,所以在道义上中国还是占有优势的。只谈年度排放量,不谈累计排放量,至少是不全面的、是有缺失的。
再从发展路径上看,世界近代工业化进程有一个规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要炼钢铁、生产水泥、修基础设施,排放量是上升的。而当收入到达一定程度,比如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2万到2万5千美元这个范围,排放量就到峰值,缓缓下降。 排放量轨迹对应着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看到这样一个规律,再来反观中国。有人责难中国说,你排放总量大是人口多。你现在人均也大,超过欧盟,你怎么说?其实很容易解释。一般经济体的排放轨迹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我们现在处于峰值的左侧,经济还在上升,欧盟已经过了那个峰值,开始下降。左侧上升状态的值高于右侧下降的值是有可能的,这正说明我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理亏的。 但是我们也有新的挑战,新的碳约束不允许我们走发达国家那样的老路,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对这个地球负责任。于是我们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人类发展路径创新”,基本特征是我们排放轨迹的峰值要低于、早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的峰值。 中国应该非常自信和自豪地在全球面前宣布自己的计划:要在2030年达到峰值,人均GDP达到1万5千美元甚至1万4千美元,就可以达成这个峰值。中国人提出的目标一般是言必信行必果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念、态度、战略姿态是非常自信的。不仅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也站在政治制高点上。这个道理我们自己想明白了,其实一点也不尴尬。我们排放多,有人口多、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但我们不会理直气壮持续下去,我们会采取措施,转方式调结构来限制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