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的历史:美国烹饪的30个转折点》(Eating History: 30 Turning Point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uisine)中,安德鲁·F·史密斯(Andrew F. Smith)解释说,为了服务于华人矿工和铁路工人,中餐馆的数量在横贯大陆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建设期间激增。由于担心华人移民会从白人那里窃取工作,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通过后,工会盯上了中餐馆。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主席塞缪尔·戈普斯(Samuel Gompers)于1902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肉对米饭:美国男子气概对抗亚洲苦力》(Meat vs. Rice: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根据加布里埃尔·J·钱(Gabriel J. Chin)和约翰·奥蒙德(John Ormonde)的研究,工会甚至组织抵制中餐馆。这些抵制很少能实现逼得餐馆停业的目标。正如一名工会组织者所哀叹的那样,“我很遗憾地说,许多工会的人似乎对杂碎情有独钟。”
根据陈勇《美国杂碎:美国中餐的故事》(Chop Suey, USA: The Story of Chinese Food in America)一书,中餐馆曾是少数几个欢迎非裔美国食客的公共场所之一。在《洁食圣诞》(A Kosher Christmas)中,约书亚·普拉特拉比(Joshua Plaut)写道,犹太客人受到中餐馆的欢迎,因为“华人老板和服务员对犹太人不存在偏见的历史”。中餐馆在圣诞节期间成为犹太家庭的首选地是有道理的——他们是唯一开放的餐馆,无论是字面意思上还是隐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