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打来那个电话之前,我和女友简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
那阵子,我在美国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于是就有了回国发展的想法,可简死活不同意。污染、教育、医疗……甚至连肯德基被包围,都能成为她打击我回国意愿的理由。
去年春节,我带简回了趟东北,老家的亲戚们像招待外星人那样招待她。每天下两顿馆子,吃得她上吐下泻。我想带她去医院,可家里人唯恐县医院条件太差,春节值班的医生水平不行,坚持要开两个小时的车,送她去市医院。
就在我们为此吵来吵去的当儿,简吞下一粒从美国带来的止泻药,没跟我商量,就改签了她返程机票的日期。
这件事过后,我总有些忐忑。
“你会不会跟我去中国成家立业呢?”我想问,却一直问不出口。
简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中西部女孩,幼儿园老师,家里的冰箱上贴满了班里孩子的照片。她希望我留在本地大学任教,和她结婚生子看棒球什么的。而我却希望在堕入那种由啤酒、遛狗和修剪草坪构成的“美国式”中年之前,再努力拼一拼。
对于我热血奋斗的想法,简却不以为然,她笃信要从生活本身获取快乐——比如花一上午烤一块味道刚好的香草蛋糕。
我想反驳说,我重视的是生命,而非生活——可惜这两个中文词在英文里都是“life”。我始终说不清自己想说的话,最后不无气馁地承认: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却没法和身边这个人说。
渐渐地,简失去了耐性。
2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跟国内的人聊微信,想预热下人脉。简洗完澡走出来,一边敷面膜,一边自言自语:“中国女人都是虎妈,男人都是虎妈的儿子。他们不懂怎么区分工作和生活。”
“你说什么呢?很好笑么?”我有些恼怒。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为什么会有手机在我的床上吱吱乱叫?”简一把撕掉面膜,“我明天要早起,烤蛋糕,班里两个孩子过生日!”
我放下了手机,不是屈服于她,而是为了专心和她吵架。午夜十二点用外语吵架,总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我们越吵越兴奋,越吵越丑陋。正当我夹起枕头,准备去客厅的时候,手机铃声大作,我俩都愣了。
她先反应过来,继续冷嘲热讽:“接吧!中国那边正在吃饭、喝酒,在饭桌上编造梦想,多了不起的传统啊!”
“得了吧你,是托德打过来的!”我反击道。
托德是简的二哥,在本地警局工作。平时我们很少见面,顶多是圣诞节、感恩节在简的父母家打个照面,每次寒暄过后,我和托德就坐在各自的沙发里,摆弄手机。他深夜打来的电话让我很意外:半夜十二点,公事还是私事?
“家暴,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网络图)
“嘿,哥们,你讲汉语吧?”托德来自美国南方,口音浓重。
“汉语?当然会讲了,我是中国人嘛。”我瞄了一眼简,她比我还要不知所措。
“听好了,哥们,我现在当差,在一对中国夫妇家里,学生公寓,妻子报的警,丈夫现在被捕,明白么?”
午夜,寂静。电话那端的警笛声,对讲机的“嘟嘟”声,嘈杂而急速的说话声顺着信号传了过来。我深吸了一口气:那边不是在拍警匪片,而是货真价实的犯罪现场。
“电池,你明白么?”托德重复一遍,他用的词是“battery”(法律英语中battery是指以暴力攻击他人身体或造成他人身体的伤害;而在日常生活中,
battery指电池)。虽然我在美国待了很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连枪都没养过,所以我以为托德说的“battery”,是电池的意思,便问道:“嗯,明白,是电器引起的失火么?”
“什么?火?简在么?”托德警官发现我不是在不懂装懂,就立刻转向了他的妹妹。我摁下免提,简接过手机,兄妹俩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
“家暴,家庭内暴力,中国老公欺负中国老婆。警察要现场问几个问题,你帮忙当翻译,清楚么?”简递给我手机的时候,脸上居然是克制不住的兴奋。
而她这种兴奋,我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