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连载）

新鲜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华盛顿人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新鲜人

08章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 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 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 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 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 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 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 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 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 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 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恩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 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 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 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 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 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 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 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 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 “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 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 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 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 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 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 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 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 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 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 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 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 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 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 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 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 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 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 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 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 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 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 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 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 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 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 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 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 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 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 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 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 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 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 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 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 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 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 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 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 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 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 “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 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 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 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 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 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 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 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 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 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 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 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 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 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 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 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 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 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 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 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 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 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 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 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 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 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 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 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 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 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 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 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 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 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 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 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 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 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 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 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 “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 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 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 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 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 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 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 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 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 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 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 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 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 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 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 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 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 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 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 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 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 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 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 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恩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 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 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 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 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 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 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 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 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 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恩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 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 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 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 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 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 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 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 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 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 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 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 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 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 “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 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 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 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 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 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 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 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 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 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 “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 “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 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 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 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 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 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 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 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 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 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 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 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 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 “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 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 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 周恩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 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 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恩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 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 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 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 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 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 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 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有 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 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 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 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 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 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 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 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 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 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 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 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 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 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 4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 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 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 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 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 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 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 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 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 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 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 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 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 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 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 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 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 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 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 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 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 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 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 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 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 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 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 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 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 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 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 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 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 “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 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 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 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 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 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 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 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 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 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 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 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 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 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 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 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 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 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 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 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 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 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 “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 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 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 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 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 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 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 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 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 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 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 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 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 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 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 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 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 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 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 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 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 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 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 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 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 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 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食
周恩来爱吃什么？平日吃什么？吃东西忌什么？这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内容。

有人说，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江苏淮安，自然是喜爱吃江浙风味。他的厨 师桂怀云就是江苏人，说明他喜欢江浙风味的饭菜。

这话不准确。周恩来的一生，去过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战斗过较长时间的地方， 不但有东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陕北、重庆、南京、北京等饮食风格迥异的中 国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世界各国。总理是个很讲究“入乡随俗”的 人，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他爱吃的东西还会少吗？

比如狗肉，这曾是总理最讨厌的一种食物。

从我一到周恩来身边，就知道他讨厌狗肉。因为那时的革命队伍中，江西出来的老 红军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亲戚，所以这两地的人都爱吃狗肉。不但吃起来香， 聊起来也香。周恩来一听聊狗肉，就厌恶地皱眉头：“那东西我连味都闻不得，想不出 你们怎么会馋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来一定避开，嘴里念念有词：“我才明白五台 山的人为什么都讨厌鲁智深；他本来不错，就是喜欢吃狗肉……”

当时我跟随周恩来在重庆，重庆周公馆的“馆长”就是龙飞虎。这个人的名字很反 映他的性格，他就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从西安事变时跟随周恩来，已经很熟很有感情。

龙飞虎特别爱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么还会有人不爱吃狗肉？周恩来不吃狗肉是 多大的误会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骗了，误会了。”龙飞虎对我们工作人员嘀咕， “怎么还会不吃狗肉呢？这么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这种潮冷有时比北方的低温更容易僵化人的肢体。 龙飞虎想个主意，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并给我们讲一段假回民不吃猪肉的故事。 说一位同志虽不是回民，却从来不吃猪肉。有次请他吃猪肉馅饺子，骗他说是羊肉的。 因为放的调味品浓，加上长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这位同志一个劲说饺子馅很香。 吃完了，才告诉他是猪肉馅。从此这位同志就吃猪肉了。

龙飞虎用同样的办法，做了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 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问周恩来：“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过饭当然身子暖了。”周恩来很舒适地回答。

“还是狗肉暖身子。”龙飞虎先含蓄一句。

“什么？”周恩来睁大眼，接着打了一个呃。

“周副主席，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恶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发 起脾气，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你就这么个搞法子啊？胡闹台！”

龙飞虎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不会伤 害人，所以听他骂不会产生思想压力。

周恩来顾不上多骂，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连喝几口，压压胃里的翻腾。末了还捏 几叶茶片含嘴里。龙飞虎已经溜跑了，我们都忍不住笑，周恩来也只剩了苦笑，对我们 叹口气；“唉，龙飞虎这个人哪，侵犯人权，骗我吃狗肉。”

后来，周恩来多次说这个话。那时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国家的。大讲“人权”，讲滥 了，讲假了，但那时国民党搞恐怖统治，侵犯人权的话常可以听到。周恩来就常说起 “龙飞虎骗我吃狗肉。”其中当然不乏亲昵。毕竟龙飞虎是出于关心爱护周恩来。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金日成首相常 来中国访问。朝鲜人更爱吃狗肉，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 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周恩来和金日成吃得开胃开心。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 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 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 物不容易哟……”

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1959年，周恩来陪金日成到广州参观，广东省的同志宴请金

日成。周恩来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广东省委的同志请你吃蛇肉。这是广州 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说：“总理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骗周恩来学会吃狗肉的龙飞虎，后来作了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有一次，他想总理 想得厉害，就托人给总理送来一筐桔子，很新鲜，说请老首长尝个鲜。

总理见到桔子，说：“我不需要。”

大家劝：“已经送来了，还能再送回去呀？”

总理说：“你们问问这一筐多少钱？”

赵秘书打电话问过之后，报告总理：“一筐25元。”

总理吩咐：“你给他寄50元去。”

赵秘书说：“是25元。你多寄他会退回来的。”

总理说：“就寄50元2多余的钱叫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钱，他 以后就不再送来了。”

果然，龙飞虎以高出一倍的价钱“卖”给总理一筐桔子，以后就再也不敢给老首长 送东西了。他说：“送东西就等于敲总理竹杠，谁还敢送啊？”

不过，有些食品是无法像龙飞虎骗总理吃狗肉那样行骗的。比如总理太累太热了容 易流鼻血，但有时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无缘无故就发生了。

邓大姐特别相信中医，坚信中医比西医更能“正本清源”。她请一位老中医给周恩 来检查，老中医详细地望、闻、问、切之后，不慌不忙说出一番道理。中医学里那些玄 奥的词句我听不懂也记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记住了。

老中医说周总理“火大”，不能吃长翅膀的东西。比如鸡，鸡的正常体温就比人高 出2到3度。周恩来火大，怕热，吃了带翅膀的飞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后的结论是： 周总理忌食飞禽，特别忌食鸡和鸡汤。

邓大姐很相信中医的“正本清源”，便严格规定炊事员不要给总理吃鸡和鸡汤。这 件事要换成毛泽东，大概马上会顶牛唱反调，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来不会专 门唱反调。又非原则问题，他取“无所谓”的态度。

我当卫士长后，与卫士高振普商量。我们不信总理吃不得鸡，但又不能当面跟邓大 姐唱反调，就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在家从不给总理吃鸡，总理也从不提出要吃鸡； 外出开会给总理安排点鸡丁鸡块吃，总理也从不说他不要吃鸡。我和小高终于得出结论： 总理吃带翅膀的飞禽，并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们从不明说。还要尊重邓大姐对中医的相信，在邓大姐面前，总是态度一致地 向客人解释：“总理不能吃鸡，吃鸡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讲了这样两个小故事，人们对总理爱吃什么，平时吃什么，忌食什么就可以有大 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体介绍。

总理爱吃的东西很多，可以点出一大串；不爱吃的东西极少，几乎具体说不出什么 东西，只能比较而言。比如有人说：“总理爱喝豆浆，不大爱喝牛奶”就是比较而言。 其实总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浆来，更喜欢喝豆浆罢了。

经过这种比较，这里所说总理爱吃的，都是他点出名来索要过的饭菜。

总理爱吃冰糖肘子和红烧鲫鱼，常主动向我们索求：“弄个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点红烧鲫鱼行不行？”

抗美援朝时，美国人对我们的运输线狂轰滥炸，为对付美国人的轰炸，总理连续工 作几十小时，只是靠茶水面包来支撑。

那天上午，聂荣臻、吕正操等同志走后，我忙去劝总理：“该吃点东西了，总理。 您已经两天没正经吃饭了。”

“嗯，是感到虚了。”总理疲惫地搓搓脸，手掌从脸上搓下来时，两眼在手掌的上 方睁开望住我：“能弄个冰糖肘子吧？”

我说：“你两天没睡了，还是搞点开胃的菜吧？”

总理开始拿桌上的电文，准备批阅，一边摇摇头说：“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开胃。 我身体还好，活动量越大越需要补充热量，冰糖肘子可以满足我的需要。”

于是，我忙去吩咐桂师傅做冰糖肘子，并且懂了，总理每天消耗热量多，吃冰糖肘 子可以补充。

总理的客厅兼着餐厅，工作忙时，也常在办公室吃饭。那天我们把总理请到了餐厅 用餐，因为多少天了，他没吃一顿正经饭，总是在会前会后或汽车上，随便凑合着吃几 片面包就算一顿饭。

看总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种享受，他吃得越香，我们心里越甜。总理无论多累多困， 食欲总是不错，因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泽东工作忙起来就把吃饭当成负担；他不吃 则已，只要吃到好东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声有色，叫人看了打心 眼里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边来电话了，找总理。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 他刚吃了药入睡，也必须马上叫醒报告。所以，他放下没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赶。

一般情况，只要主席把总理找去，那就没钟点了。也许谈事情讨论问题很久，也许 有什么重大事情总理马上去办理，不会很快回来。所以餐桌上的饭菜就得收拾了。

总理的习惯，上顿剩了饭菜，下顿一定要热来继续吃，决不许倒掉。天气热时，怕 食物放坏，我们工作人员就会吃掉。遇上好吃的东西，我们也会“帮忙”吃掉。总理下 顿吃饭，必要问及上顿剩下的饭菜。如果听说被我们吃掉了，他便点点头：“只要没浪 费就好。”

“吃到肚里不浪费”是他的原则，吃进谁的肚子他从不计较。然而，对于冰糖肘子 和红烧卿鱼就不同了。

总理刚出门，又一溜快步地赶回来，对我说：“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给我 啊。”他说到这里，稍稍一顿，忽然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没吃够，我还想 吃。”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悠一热。平时我更多的感觉是总理可敬，只有这种时候，那 一贯可敬的感觉才会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可爱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说：“放心吧，总理， 我会看好。”

总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触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员打 招呼：“都老实点啊，冰糖肘子是留给总理，的，谁也不许犯馋！”

那以后，我和炊事员桂师傅为总理安排食谱时，隔几天一礼拜的，总要安排一顿冰 糖肘子或红烧鲫鱼给总理吃。

总理还爱吃红烧狮子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7年的时间，逢年过节，总理和 邓大姐必要请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桂师傅就成了贵客，总理和邓 大姐总要亲自下厨，做几样拿手菜。桂师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点油盐酱醋糖的摆放位置， 帮手忙脚乱的总理打打下手，气氛欢乐祥和。

抗美援朝停战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总理抽闲下厨的情况时有发生。他说 “这是一种休息”，又说“做饭是一门艺术”，“搞艺术是一种享受”。

总理亲自下厨做菜，必要请我们作客。过节请大家，平时抽闲下厨，也要请在场的 人一道品尝他的手艺。在我的印象里，总理下厨，红烧狮子头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 好了，会亲自端盘子送到我们面前。他走路总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间系的围裙，真有些 像小饭馆里的勤快热情的服务员，有时还要欢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红烧狮子头，这 是我最拿手的菜。”

总理很少强调“最”字，但是对红烧狮子头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 “保留节目”、“看家的手艺”和“家乡菜”，都是用于红烧狮子头。据说狮子头属淮 阳菜系。

周恩来在春天的时候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的红烧肉与毛泽东的红烧肉有不同。毛 泽东的红烧肉就是肉，顶多是加些辣子，极少放菜的时候。周恩来的红烧肉喜欢和萝卜 一起红烧。北京的“心里美”和变萝卜可以和肉一道红烧，但总理更爱吃的还是水萝卜， 又嫩，味道又鲜。那时没有“大棚菜”，不像现在不论季节地能吃到四季新鲜菜，那时 吃菜季节性很鲜明。水萝卜是春天的重要鲜菜。所以，每到春天，总理就不忘提醒吃顿 红烧肉。

有次开会回来，总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鲜水萝卜摆在菜市场，心情很好，一到家就 对值班卫士姜贵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师傅说一声，给我烧点红烧肉吃。”

桂师傅一听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萝卜同肉一起红烧了。

总理还喜欢吃烧豆腐；抽闲下厨，烧豆腐也是他的一个拿手菜。不过，我们都把他 的烧豆腐叫熬豆腐。并且懂得有句老话在民间很流行，叫做“钱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总理有天抽闲下厨，自己动手做饭招待几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总理下厨，在“家”的工作人员都喜欢跟到厨房围观学习总理的手艺。(工作人员 把西花厅称作家)

总理抓着油瓶往锅里倒油。他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倾斜油瓶，油还没滴出来时就 几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几滴油进锅。他看看锅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 滴出两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围观的“群众”，笑着耸一下肩，自我解释说：“放那么多油干吗， 现在这么困难。油放少点，钱油熬豆腐嘛，这是老话了，民间都懂。”

豆腐做好了，烧豆腐成了熬豆腐，不过味道更嫩更鲜。那以后，我们都学会了“钱 油熬豆腐”。

总理的工作餐喜欢吃大烩菜，特别是天冷时，白菜、豆腐、粉条，用肉汤一炖，别 提吃得多香。每当他召集副总理们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找一些部长来谈事，吃饭时，最 经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烩菜。一大盆子烩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个个吃得红光满面，热 气腾腾。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长，你问他总理家的菜什么最好吃？个个都会回答：“大 烩菜，再没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总理经常点名索求的还有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和高粱米饭。每星期—必要吃两顿粗 粮，忘了做就会点名要。每年还要请那些在延安生活过的工作人员到家里来喝一次菜粥， 小米粥里放点菜叶放点盐，每人都能喝好几碗，喝得心里潮起浪涌，喝得两眼湿漉漉， 喝得多少往事又现眼前，喝得人人脸上泛起红晕。

有一次，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饭，对我说：“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苍劲。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东北是我人生的一个 转折点，我永远感谢东北的高粱米饭、大风和黄土……”

还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饭吃时，说：“我在东北上中学，就是吃高粱米饭。到现在 还是馋这一口。”

从1958年开始，总理和邓大姐规定：他们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粮。到困难 时期，总理和邓大姐又规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标准。而粮食又是将粗粮比例 提到一半以上。国家完全渡过困难，到了1964年夏收之后，细粮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 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总理由于忙，是真正的日理万机，吃饭谈不上规律，也论不得习惯。不过，能够在 家吃三顿饭时，还是可以说出点“规律”或“习惯”的。

总理的早餐应该叫“早点”，就是“点到为止”。不像现代科学研究所提出的“早 饭要吃好吃饱。”

总理的早餐多数是在中午前后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浆。偶尔也喝过 一碗奶或一杯酸奶。这种喝奶的时候很少，除非是我们为了给他补足热量而规定了食谱， 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浆，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会就点咸菜吃。他喜欢的咸菜就是大头菜，切成丝，嚼起来咯吱 有声。

喝过稀的，还会剥一颗煮鸡蛋，沾点盐吃。经常是边吃边进了办公室。工作太忙就 不进饭厅，把早点拿到办公室，他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点到为止”。

这个“点”，应该是点心。总理有时以鸡蛋当点心，有时也吃片面包片或蛋糕之类 点心，吃得很少，他说：“点心点心，就是一点儿么。”

午饭在晚上七八点钟吃，晚饭在夜里12点前后吃。如果不是忙得进不了餐厅，那种 正式用餐是两菜一场。如果同邓大姐一道用餐，或临时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场。

这种正式用餐，食谱是由我同保健医生及炊事员根据营养保健，所需热量及口味变 化来调剂安排。

主食以米饭、面条、炒面、馒头、烙饼、玉米面贴饼和小窝头几样为主，变换着给 总理上。比较而言，午饭吃米多，晚饭吃面多点。

主要的调剂还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红烧鲫鱼、红烧肉、红烧狮子头、大烩菜、 钱油熬豆腐之类前面点到过的菜，值得一提的还有：豆类菜；像蚕豆、豌豆、绿豆芽。

南方的绿叶菜；像空心菜、笕莱、鸡毛菜总理都很爱吃。

油菜、长白菜、圆白菜、油菜苔、肉末雪里红、素炒菠菜、栗子烧白菜，都是总理 爱吃常吃的菜。

总理也喜欢吃一些小菜：煮盐水黄豆、炒咸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欢迎的 下酒菜永远有花生米。

爱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大量的时候是 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经吃饭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车上，会场休息室或匆匆的走 路中吃饭。

在汽车上的饭，最多的时候是喝一杯玉米面糊糊，吃两片面包。面包里或夹几片香 肠，或抹些果酱。有时也喝杯麦片汤。比较而言，总理更爱喝玉米面糊糊。

如果是在会场休息室，我们常给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打电话，叫他准备一碗热场面， 总理可以在会议休息时，边听汇报边吃面，有汤有面，吃着还可以。国家经济情况好时， 面里放些肉丝菜叶；经济困难时，面汤上只漂几片葱花。

如果总理太忙，按我们的安排连三两分钟时间也抽不出来，那就通知人大会堂或有 关人员准备几个素馅包子，在总理从一个会场赶去另一个会场时，拿在手里边走边吃。 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总理边走边吃的情况几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况，临时增加的活动，总理吃不上面包、素馅包子，喝不上玉米 面糊糊或面条，那就“饿了糖也能充饥”。他多次吃两块糖作一顿饭，或条件允许时要 一把花生米或煮黄豆当饭。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间总理能正经 坐在餐桌旁吃饭的时候可以说连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说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就是偶尔 接触总理的领导干部也无不发现了这个问题。铁瑛曾经掉过泪，他就亲眼目睹了总理要 一把花生米，边吃边喝茶，这一把花生米就顶了两顿饭！

我们不会掉泪。因为天天见，天天是这样。如果哭，泪也早就流干了……

总理吃饭有三忌，这是不同于忌吃带翅膀的飞禽的另一种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师傅便利用来种了豆角、白菜、萝卜、茄子之 类蔬菜。到了夏季，各种菜蔬陆续下来，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请总理尝个鲜。

那天，卫士姜贵春给总理端饭，上豆角菜时，顺嘴说一句：“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 的豆角，很嫩。”

总理条件反射似地闪出警觉的目光：“给钱没有？”

“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姜贵春纳闷、惊奇，摇一摇头：“没处给。”

总理紧跟着摇头的姜贵春摇头：“你说的不对。公家地，公家水，长出东西就全成 自己的了？回头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价该是多少钱，把这笔钱交了， 分两部分交。一半交机关，是土地和用水钱；一半分给花工，是花工劳动所得。”

姜贵春回来一讲这个情况，我们都服气：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气的时候。

我跟随总理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那是1954年，像我这样自小跟着共产党长大 的人，既有政治上的无比坚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狭隘和教条性。用现在青年人的 话讲：没见过世界还整天谈世界革命。1954年的国际两大阵营的对立正尖锐激烈，在我 脑子里，不是太阳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触高层次的谈话，诸如 听到周恩来说“资本主义不是铁板一块”，“社会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时，谁能想象 我是怎样的惊讶，目瞪口呆啊！

最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国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馆请周恩来吃饭。前后上了三道菜：炸 牛排是最好的，剩下两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类的水平。首相请总理吃饭才三道菜，简直 无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总理居然大夸英国首相，回国后还到处为这个“敌人”作宣传： “你看人家首相吃饭就三道菜，够吃就行，从不那么讲排场。他们请客都是自费，公私 分明，不搞奢侈，这点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说这种话可以时髦了，50年代说这种话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经考验”的总理 这样讲没事，换成我们哪个说这种话，肯定落个“经不起考验”，立刻能成反革命。抓 起来关两年算轻的。

那时，以苏联为榜样，所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宴会多，排场大，气氛热烈。而资 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平淡、小气，吃东西随便简单。总理显然是赞成英国首相不 赞成苏联。他给自己规定：请客自费，吃饱吃好就行。

身为总理，周恩来宴请客人的时候很多。国宴、政府宴会，那是国家和政府拿钱。 如果是总理以个人名义请客，无论是在家宴请在外宴请；无论是宴请工农兵代表，身边 工作人员，还是宴请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各省市自治区来的客人、亲友，或者是宴请外 宾、国际友人，总理一概是自己掏钱。

总理2级，邓大姐6级，在当时来说工资都不低。他们的钱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帐， 管理员管小帐。他们除了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因为稿费总理和大姐从来不要， 一律交公，交帮助整理文章的同志。总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选，曾给邓颖超2万元稿费， 邓大姐把这2万元稿费都赠送给了延安。总理在世时亲笔书写的稿子，稿费来了就交机 要组秘书保管，根据工作人员的家庭情况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

总理的收入只有工资，这个帐就好算了，他定期检查帐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济生 活困难的亲属，根据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随时发话叫我们拿出钱来支援家里遇灾或死 伤亲人、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志；交党费、房租，私人用车交费等都要记帐。其中就有吃 饭的帐目。家里买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员记录的详细帐目，所有的请客也都要列帐，包 括出去跳舞或参观，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钱，总理都要自己掏钱。他要求我们记帐 就是伯忘了付钱。一旦忘记付钱，那是要挨克的，并且会命令你马上去补交。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 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

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不要以为这是优待 价，总理从来不允许优惠，严格要求按市价收付款。那个年代的钱同现在不同，5分钱 就能买回一脸盆西红柿，1角钱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张水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 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

“哎呀，”张永池叫一声，“糟糕，忘给了！”

“快给我把钱送去！”总理生气了，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 然怎么行？”

类似的批评，我们都碰到过。刚进城时，我记帐交钱还不够认真，挨了几次批，认 真了。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议起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说出几件例子。我们共 同回忆后，确实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 便宜。那个年代，干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细；总理既廉洁又心细，公私分明，一 丝不苟。1961年，中央办公厅曾组织专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调查中央首长身边的人下来时 有没有拿过吃过公家的东西而未付钱。调查后，毛泽东很生气，命令从他稿费中拿出2 万元退赔他身边l组吃用的帐。周恩来身边的3组最清廉，没有此类问题。

这是总理以身作则又严格要求，既清廉又细心的结果。

总理吃饭，二忌铺张浪费。

记得有次我们随总理去广州，他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只睡了4个小时就起床了。 工作与睡眠的时间比是10：1。负责接待的同志怕总理身体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 早餐时多加了几碟地方小菜。总理刚来到餐桌旁就不高兴了，把我们叫去，厉声批评道： “我在北京早餐的习惯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撤回去！”

我们知道总理的脾气，在此类问题上历来说一不二。忙去找服务员。服务员不肯撤： “这算不得复杂，广州人吃早茶就是这样。再说，首长叫端上来的，已经端了还能再撤 下去？”

我们把服务员的话向总理汇报，然后提议：“这次已经端上来了，先吃吧，下次不 搞复杂就行了。”

总理要走：“那好，摆在那里吧，我可以不吃早饭。”

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务员赶紧往下撤菜。军区领导听负责接待的人汇报后，很难 过。他们都知道总理的作风，难过的是怕总理的营养跟不上，这样几十小时连轴转地工 作，累垮了身体。想了半天办法，后来决定挑几样小菜，每样取一点，合在一个碟子里 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说不上铺张，也不会浪费，总理没再说什么。

总理曾多次向我们随行人交待：“一切按标准吃，按标准付钱。”他定有具体要求： “不准吃山珍海味，不许摆水果摆糖，发现摆了要撤回去。”他还说：“搞复杂了就是 铺张，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

记得有次去长春，我们照例把总理的一贯作风及要求讲给了管理员。管理员以为是 说说而已，仍然超标准地上了菜。这下子惹总理生了气，邓大姐找来管理员，在他面前 亲笔写了各项要求，并一一作了解释交待。

当时，管理员和厨师都很激动。厨师跟我们说：“我干了这么久厨师，大官见多了， 没少为他们掌勺。有些人也说这不准吃，那不准上，也只是说说而已。还没有见过像总 理这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丝折扣都不许打的首长。我算真服了。”

总理的不许铺张浪费，吃饭时处处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饭，他一粒米也不肯 浪费。在那时的条件下，这种不浪费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尔洒到桌上一粒米，他 必要捡起来放嘴里。他拾桌上的米粒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里。 总理不用手，坚持用筷子。哪怕洒桌上的米粒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夹起来，一粒 粒放入嘴里。我常见这种情况，印象特别深，有时总理连夹几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 嘴里去。当他发现我在旁边看着出神时，便微微笑了笑，点着头说：“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哟！”

总理吃饭还有个习惯，就是盘子里剩的菜汤要用开水冲一冲喝掉。即便餐桌上摆了 汤盆，他也要把盘子里的菜汁冲冲喝掉。在他影响下，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养成 了这种习惯。家里吃饭，剩下菜汁总要在饭后用开水一冲，当汤喝掉。这种汤往往比做 的汤还好喝。

现在，我们的这个习惯又影响到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开水冲汤喝的习惯。

总理吃饭，三忌特殊化。

总理爱吃南方各种绿叶蔬菜，越绿得浓越吃着香。记得中央开杭州会议时，当地交 际处的同志发现总理爱吃绿菜，就在我们临离开的前一天，提来一筐菜请我们给总理带 上。

“不行不行，”我们在场的人几乎同时摇头摆手，“总理对我们有严格要求，这种 事讨不来好。”

“我们也知道总理严，公私分明。”交际处的同志拿出了发票，

“你们给钱不就行了？按市价。”

“那也不行。”我们还是不收，“搞特殊总理也不答应。”

第二天上飞机，成元功发现飞机上放了两筐菜，立刻急了，赶紧找送行的交际处同 志：“飞机上那两筐菜是怎么回事？”

“不是专给总理的，是托你们带到北京给中央几位领导的，有发票，让首长们都付 钱好了。”交际处的同志早想好了对策。给总理一个人是特殊，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一 份就不显特殊了。

我们也这么想，何况菜拉来再拉回去也不合适，就带到北京，把两筐菜交给了供应 处。供应处将菜卖给每位首长一份，按杭州的市价收钱。我们交供应处的菜，我们又拿 了钱去供应处买回一份，这实在是清明廉洁之举了，理直气壮交炊事员给总理做了吃。

谁想到呢，总理进餐厅，一眼看见菜，脸色立刻变了，大声喊：“把成元功给我叫 来！”

成元功慌慌赶来，刚进门就听到严厉的一声责问：“这菜是哪儿来的？是不是杭州 给带来的？”

成元功把经过如实汇报一遍。

“我和你们讲了多少次，不许往回带东西，为什么不听？”总理声色俱厉。

“这不是专给我们一家，是带给中央首长的，每家买了一份，我们又没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这样的菜吗？”

“……吃不到。”

“你还敢说没搞特殊吗？”

“我……没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众吃不到，他们会怎么说？想事办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众，要和我 本人联系起来，和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和政治影响联系起来。飞机是接送我办公事的， 不是拉菜的。我们自己制定出的规矩自己不遵守，让下面遵守，别人遵守，那不成了只 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吗？和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总理气得饭也没吃，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教训。

事后，总理情绪平静下来，又召集我们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不 要以为我要求得过分，我处的位置不同。这类事情最搞不得下不为例，让一步就会开了 口子，开了口再堵就不那么简单，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气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 从一筐菜开了口事情就说不清有多大。我在这个位置上决不许开这个口！”

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人们都到处找吃的，相当一级高干也不能不把吃饱饭当作一件 事来对待，都吃不饱肚子。群众在互助互济，亲友在互帮互救，许多高级干部也开始互 相关心爱护。非常时期么，有些重灾区很有些“活过来就是胜利”的悲壮气氛，许多过 去所信奉的神圣原则现在都似乎可以灵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书记见总理生活太清苦，心里很难过，回去后，派人送来一些黄鱼。这种 黄鱼并非我们平常所说的海里那种黄花鱼，是青海湖里产的一种颜色发黄的鱼。这种鱼 不太好吃，但在那个困难时期，就格外显得珍贵了。

周恩来马上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叫来，严厉下令：一、照价付 钱。二、批评青海，并通报全国各省。今后一律不准送！

实在说，总理也灵活掌握。鱼如果退回去，势必腐烂，在那样的困难时期，一口粮 能救一条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黄鱼糟蹋了。但是总理说：“一省送，数省就会效法 送；收一份，就会有更多人把东西送来，所以必须有断然的措施。”

这个措施就是严厉批评，立刻通报各省区。

总理外出，无论住交际处、招待所还是宾馆，都要求我们不许在小卖部买东西，他 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买。因为那是清廉的时代，也是物质匮乏的时代。建国后，我们开始 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却始终不能摆脱 物质匮乏的阴影笼罩。直到邓小平来设计这份蓝图，才终于摆脱这一阴影，走上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繁荣之路。

物质匮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 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高价廉的商品供应 首长和外宾。总理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

记得有次去昆明，总理自己掏钱请我们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 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2”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 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 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 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 搞特殊化的时候。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 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 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 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 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 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 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 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 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 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 殊。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 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在水库工地，他和民工一块 啃窝头咸菜……

这种故事太多了，公开出来的文章也不少。我这里讲的可能与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 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 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 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 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 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 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 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泽东进京后，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有大量具 体工作要做，住在城里。就住在中南海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

随着形势渐渐稳定，毛泽东可以下山进城住了。总理亲自为毛泽东选住处。在中南 海看了各处的房屋，感觉还是菊香书屋的综合条件好些。于是，周恩来决定自己搬出菊 香书屋，请毛泽东来住。自己再去另找住处。

那天我是跟随总理一道去选住处的。总理对中南海的建筑情况已经很了解，知道有 个西花厅还空着，抽空儿去看看房子。

西花厅，名字不错，条件却不好。位于中南海西北角，我跟总理刚进前院，就听到 一阵隆隆的马达声，脚下便鲜明地感觉出地颤。看房子时，不时听到一惊一乍的汽车喇 叭声，听管理人员说，夜静时连车轮驶过的沙沙声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正说着，玻璃忽然响起来，那是被汽车马达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这里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发表见解。

“我住下吵，别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来边看房间边说，末了做个手式：“就搬 这里了。”

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筑，两面临街，隔一道墙就是大马路，用总理的话讲， 随时可以听到市声，感觉上离人民群众近些。这是西花厅最大的优点。

西花厅分前后院。后院的北屋，有周恩来一间卧室，邓颖超一间卧室，两人合用一 个客厅。吃饭时，客厅又作了餐厅。接待内宾在这里，看电视、文化娱乐也在这里。

房间质量比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旧。地是铺了青砖，年头多，到夏天 泛潮泛碱，墙角一圈白碱花印。

那年代没有壁纸，墙壁虽然喷了浆，由于泛潮，不到两年就都变灰暗。房间像一切 老式房屋一样，都存在一个采光不好的问题，那种阴湿昏暗的感觉就更浓了。天花板也 很陈旧，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皮肤一样缺少光泽。我们多次提议翻修，他总是说：“我 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刚进城那几年，总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落下个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时节，几种不利情况全挤到一起：房子潮湿，地泛潮，又逢秋雨绵绵，总 理又是夜间办公的习惯，我记得他批阅文件时，两腿总是没完没了地上下颤动。那也许 是下意识动作，不少人坐久了有这种习惯，但总理还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窝，这样坐一 阵儿，又将右膝藏入左膝窝。我观察一段时间后，判定总理不是“翘二郎腿”，这是用 两腿轮替捂暖膝头。

于是，我找来一块小毛毯，轻手轻脚过去，盖在总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来停下手中的笔，望我一眼，没有反对，说了声：“谢谢你了。我这里没什么 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后，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应暖汽前后，值班卫士都要在周恩来夜间办公时，替 他在腿上盖块毛毯。

朝鲜停战，我忍不住提建议说：“总理，铺块地毯吧，其他首长都铺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来摆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让翻修。首长们到你这里来开会。坐久了都容易腿脚受 寒受潮，特别是一些老人，会闹腰腿疼。”

周恩来似有所动，想了想说：“那好吧，办公室可以铺地毯，来客人共同得益。卧 室不许铺，卧室只我一个人住，铺了浪费。”

这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有了一块地毯。但是卧室始终没有铺地毯。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简陋。他睡一张双人木板床，上面垫一层棉花套，然后是一条普 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欢花布，喜欢素淡。被面是豆绿色的平纹 布，被里是普通白市布。开始他使用的是养麦皮枕头，60年代，我们帮他买了个长方形 海棉枕头，替换下养麦皮枕头。对于这一新事物”，所费无儿，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两边很“热闹”。床头两把椅子，脚下两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样围拱 着大木床。因为卧室里没有衣服架，脚下放两把椅子是睡觉放衣服用，床头两把椅子是 上床批阅文件时，放置文件用。

前面讲过，卧室是总理“第四办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办公3至6小时。躺床上办 公，吊灯显然不适合，为了借光，周恩来不得不保持某种躺卧的姿式和角度，这样是很 疲劳的。

我们向他建议：“总理，买个台灯或是落地灯吧，这样有利于办公。”

“嗯，是得搞一个，办公需要。”

我具体提议：“打电话叫宾馆送一套来，他们有储备，不用花钱。”

“自己用，搞那么高级干什么？”周恩来把手一摆：“不要麻烦宾馆，这屋里也没 人看你的台灯样式。”

“这不是变库存积压为有用么。”

“这件事还是按传统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总理比划手势：“一个落地灯， 很简单，稍微动动手就行。”

结果，他请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铁管子自己做了两个落地台灯；卧室床头摆一个，办 公室摆一个。是30瓦的日光灯，用洋铁皮打的灯罩。用了几天，洋铁皮反光，晃眼晃得 厉害，他让我们在灯罩上刷了层绿漆。从此，这两个落地台灯便再没有动过地方，一直 陪伴到他住进305医院，卧床不起。

总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现在的公寓，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进卫生间。西花 厅当年不行，从卧室到厕所，须出门走一段路。厕所是总理的“第一办公室”，每天一 离开床就进“第一办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别是遇上坏天气，对年龄大的人就实 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讲过，我曾利用总理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 大的维修改建。虽然挨了严厉批评，不得不将沙发、灯具、窗帘、家俱等物统统归还公 家，不过，厕所总算改建了，一改就不会再恢复原样，解决了总理上厕所不方便的实际 困难。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我又动了修修西花厅的念头。

西花厅的前院有个水池子，有条小长廊。周恩来说：“我们号召人民节约一滴水， 一度电，怎么能为我一个人浪费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从未放过水，成了我们种试 验田的地方。

小长廊更是破旧不成样儿。油漆剥脱，木料干裂。我同几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来 汇报说：“总理，西花厅的木建筑必须保护，现在就需要修理一下。从爱护古建筑讲， 也是应该修修了。水池子应该放水，改变环境，增加点空气湿度，对木建筑也能起保护 作用。”

周恩来听说保护古建筑，痛快地点头答应：“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 不准花公家的钱。这里现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兴总理能同意，马上与有关部门联系。有关部门来看过后，算算帐，说需要 2万元。

“什么？2万元！”

我楞住了。总理和邓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数呢！

“总理，人家说维修一下要2万元呢……”我想提议由公家修，到底没说出口，改 为请示：“你看怎么办？”

“咱们还有多少钱？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陈老总借点。”

“差一位数，咱们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来沉吟一下，说：“我看暂时放放，形势再好些时再 说。”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乱”，并且经济形势再没好过。于是，西花厅也再未维修， 周恩来在那里住到病重入医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过。

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赵紫阳多次建议邓大姐修建前厅、水池、 走廊。邓大姐不同意。赵紫阳反复劝说，特别提到保护古建筑的意义，邓大姐才点头： “可以保护性地修修，但不能铺张。”

然而，一旦动工便顶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养了鱼。长廊油漆一新，绘画 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气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对，没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认为应该修；不仅因为邓大姐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与工作环境， 更主要是经济发展了，已经可以拿出钱来保护好古建筑。

但许多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人，再进西花厅，看到那高级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 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里很难过。毕竟这是违背总理生前的愿望和一贯作风。将 来一旦对外开放，群众看到那么漂亮的庭院会作何感想呢？而实际上，总理何曾住过一 天这么豪华的西花厅？

且不论两种意见各有多少道理，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闪烁的理想和风尚的光 辉。

周恩来在家住得俭朴，外出也住得俭朴。他不愿住什么高级宾馆，喜欢住普通旅馆， 朝人群中“扎堆儿”。

1954年10月，周恩来根据与苏联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去东北哈尔滨接收中长铁路。 那天的会议和晚会结束后，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 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住好了。”

周恩来乘车开到哈尔滨喇嘛台南边，随便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旅馆经理不在，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像普通旅客那样，临时找一个空房间便住 下来。

第二天一早，经理已闻讯赶来，要特意给总理做饭送饭，总理马上拒绝，直奔餐厅， 像普通旅客一样买饭，同群众一道边吃边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与想法，了解社会动 态。

1955年周恩来到西安，被安排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干，要去 旅馆住。我劝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说旅馆里也太乱……”

他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

我说：“你住旅馆，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

他说：“保卫不是把我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党与群众的关 系。别忘了我们党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有今天。”

结果，他住到西安大厦，和群众一道在食堂买饭吃，并且感慨地跟我说了两句话： “我就喜欢这种生活。进城后总缺少这种生活。”

然而，保卫制度是不允许总理喜欢什么生活，缺少什么生活，就去过什么生活。更 多的时候还是把他保卫在专门的院子专门的楼房里。

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洪山饭店举行；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中央首长里有许多 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剧团也调来了。演出结束后，兴致勃勃的毛泽东随口讲出一段话： “这次会议的这种开法很好。过去中央全会都是在北京开，以后要到各省去轮流开，可 以就地处理这个省的问题，可以了解当地情况，联系各方面。”

这话一传出，各省争相修建宾馆，准备中央全会来本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 局委员、中央委员，不同级别都有一定标准的住宅住房。毛泽东提倡游泳，中央领导们 都喜爱游泳，所以这种供上层专用的宾馆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马当先修造了水晶宫， 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尔住一个人就要烧起整个建筑的暖气，所以造成巨大浪费，而且 是不住人浪费，住了人更浪费。这种各省争相比赛的浪费，连内蒙、青海、甘肃这些边 远省份也不例外。许多建筑，直到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派上用场，才开始往回收取 几十年前的投资……

周恩来曾又难过，又气愤；说多了不行，不说也不行地批评了一些省市负责人： “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上马这么一大批脱离群众的工程，很不好。人民会怎么看？对我 们的党不利啊……”

对于另一种建设，总理就是积极提倡支持的态度了。

周恩来到过陕西、云南和广东的温泉。每到温泉，总理总要先了解当地居民是否有 洗温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关同志汇报时，谈到温泉给干部疗养院占了，老百姓洗不上温泉。总理 听后很生气，把省市负责人找来，严厉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 处当干部的就占过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却没地方洗温泉，你们说你们是国 民党还是共产党？老百姓会怎么看怎么想？我叫你们说！”

这些干部说不出话，只有赶紧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洗温泉的问题。

在广州从化温泉，周恩来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也是先问：“群众有没有洗温 泉的地方？”

广东的同志说：“暂时还没有。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主要是经费不足，一时难建 起来。”

“给领导干部修，经费就能搞到，一给老百姓修，经费就难筹措，你们说这是为什 么？”总理不肯洗了，回到住处派秘书送去200元钱，转告广东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长 说：“一定要给群众修建洗温泉的地方，这点钱是我和邓大姐一点心意，表示一下我们 对筹措经费的态度。”

管理局的同志觉得这笔钱不好收，不好作帐，又派人送还总理，说：“总理的心意 我们全明白了，一定努力为老百姓办事，这200元钱还是请总理收回。”

总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书送那200元给生活管理局，并且转告他们：“下次我还 要来检查，看看到底修了没修，是不是真为老百姓办事了。”

王局长掉泪了，说：“总理这么关心人民群众，叫我很惭愧。我们再修不好，对不 起群众也对不起总理啊……”

像许多用脑过度的人一样，总理入睡困难。无论住西花厅还是外出住旅馆、宾馆， 他基本都离不开安眠药。

毛泽东睡觉难，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药，用药量比较大。周恩来睡觉难， 却不敢多用药，怕吃多了醒不来而影响办公。他每次睡觉只服用一次安眠药，服药后如 果还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为总理压力大，睡觉时间一般只安排4小时，晚入睡1 小时就少睡1小时，到钟点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于入睡的念头；往往是越急于入睡 就越难以入睡。痛苦厉害时，也请保健护士作作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也算一种休 息吧。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心里总有个盼头，暗暗喜悦。因为辛 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可以肯定地说，总理平时几乎没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时候，都是到钟 点就由我们叫醒他。叫不醒就摇醒，摇也摇不醒时，就须两人一架，把总理从床上搀扶 起来，“强行”在屋里转几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泪。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他每天 多则睡4小时，少则几天十几天连续工作，然后算个睡眠总帐。根据记录，平均每天睡 不够2小时的时候很多很平常。

总理严重缺乏睡眠的情况，连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经见到胡主席握住周 总理的手不放，充满深情又很不安地劝说：“多睡2小时，你得答应我，以后每天多睡2 小时，至少睡够5个小时。”

周恩来苦笑着摇摇头，说：“不行，2个小时确实做不到。折中一下，争取多睡l小 时吧。”

从那样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挤出l小时的睡眠时间谈何容？可以说基本不可能。

总理一般是在三种情况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种是正常情况。

正常情况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时，值班秘书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动项目排列好。 前面讲过，活动项目是以分钟为计算单位，一个接一个，中间没有宽裕；一件事误点， 就要影响后面一串的活动项目。所以，叫总理起床必须严格按照钟点，晚叫3分钟就可 能使一天的活动节奏都受影响，就可能造成手忙脚乱的情况。

总理的睡眠时间大多数是4小时，至于真正入睡的时间够不够4小时，那就说不定了。 也许够，也许只睡着了二三小时，干脆没睡着的时候也有。

叫总理起床的那一刻，对总理对值班人员，都是一件痛苦、困难的事情。

一次，我和卫士小高准点来到他的大木床旁，连续轻声呼唤；“总理，总理，到点 了……”

我们先是站着叫，然后俯身叫，然后轻轻摇晃他身体叫。他先后三次闪闪眼皮，旋 即又合上了，始终没有醒。总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难过地对视一眼：

“怎么办？”

“豁出去挨顿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于是，我们两人眼泪汪汪地退出来，看着手表守在门口。我们不时交换一下目光； 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就这么一边看表一边交换目光地拖延了一个小时。我把心一硬，说：“不能再拖了， 叫醒吧！”

我们又来到总理的床旁，连续地轻摇轻唤，总理终于醒过来，两手用力搓搓脸，像 平日一样，奋力坐起身，马上以快节奏开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时间，脸上陡然变颜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们。 我们忙低下头。

“怎么搞的？为什么晚了1小时！”

“总理……”我哽住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发脾气了，把他批评人所习惯使用的两句最严厉 的话全用上了。

“总理，你批评吧。”我流下了泪，“我，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唉，”总理叹口气，把严厉的批评转为一种柔和的说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样，要想到工作怎么样，我的工作，时间卡在那儿，到点必须叫。你 们好心叫我多睡会儿，可工作还是那么多，不干行吗？你们除了打乱我的工作节奏，影 响一天的活动，并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这不是好心帮倒忙吗？我起不来，你们硬把我 叫醒，这是对的；不叫醒，就是错误，以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每到时间，我们就狠下心来强行把他弄醒。有时叫醒，有时摇 醒，好多次都是“残酷”地把他从床上架起来，搀扶着在屋里走，直到他完全醒过来， 奋力地振作起来……唉，我们的总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没有什么语言能真正表现出我 们总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种被叫醒的情况有所特殊。

进城时，总理就向我们规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干什么，要立刻报告。

一天，主席亲自把电话打到我们值班室，是我接的电话，一听就听出是主席的声音： “恩来同志干什么呢？”

我回答：“睡觉了。”

那边迟疑一下，又问：“睡下多久时间了？”

我说：“刚睡下，不到1小时。”

片刻，毛泽东在电话里吩咐：“两个小时后你再叫醒他，到我这里有事。”

两小时后，我叫醒周恩来，把主席找他的事报告了。

“为什么不叫醒我？”总理一边匆匆穿衣，一边严厉批评说：

“我是怎么交待你们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须立刻报 告！”

“是主席叫我过2个小时再叫醒你……”

“这是不允许的2”周恩来用断然的手势打断我解释，“今后不论任何情况，只要 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刚睡下也必须马上叫醒2”

从此，我们又吸取一条教训，只要毛泽东主席找，总理睡觉我们也不说总理睡觉， 马上叫醒总理，向他报告。

第三种叫醒周恩来的情况，是在一次边境发来的急电未能立刻叫醒他报告，引得他 严厉批评我们，宣布了“这是不允许的”之后。从此，凡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边境冲 突，水火灾害，列车出轨，飞机空难，地震骤发等等，都必须立刻将他从睡眠中叫醒。

周恩来逝世前的最后十来天，多数时间是处于昏睡中。我守在他床边的日日夜夜里， 不知流了多少泪：

睡吧，他这一生实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 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 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 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 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 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 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 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 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 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 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 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 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 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 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 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 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 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 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 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 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 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 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 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 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 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 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 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 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 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 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 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 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 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 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 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 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 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 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 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 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 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 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 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 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 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 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 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 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 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 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 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 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 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 “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 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 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 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 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 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 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 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 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 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 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 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 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 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 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 “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 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 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 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 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 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 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 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 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 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 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 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 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 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 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 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 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 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 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 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 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 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 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 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 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 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 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 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 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 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 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 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 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 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 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 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 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 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 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 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 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 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 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 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 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 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恩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 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 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 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 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 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 “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 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 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 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 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 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 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 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 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 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 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 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 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 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 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 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 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 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 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 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 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 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 “208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 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 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 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 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 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 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 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 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 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大千世界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

　　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

　　“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

　　“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

　　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

　　“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

　　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

　　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大千世界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

    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

    “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

    “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

    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

    “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

    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

    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大千世界

06章 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 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 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 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 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 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 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 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 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 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 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 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 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 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 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 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 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 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 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 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 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 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 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 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 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 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 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 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 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 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 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 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 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 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 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 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 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 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 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 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 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 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 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 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 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 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 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 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 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 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 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 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 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 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 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 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 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 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 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 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 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 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 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 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 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 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 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 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 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 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 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 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 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 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 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 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 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 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 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 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 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 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 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 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 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 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 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 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 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 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 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 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 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 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 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 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 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 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 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 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 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 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 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 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 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 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 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 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 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 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 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 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 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 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 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 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 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 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 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 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 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 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 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 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 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 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 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 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 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 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 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 “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 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 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 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 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 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 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 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 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 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 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 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 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 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 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 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 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 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 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 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 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 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 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 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 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 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 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 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 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 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 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 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 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 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 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 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 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 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 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 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 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 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 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 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 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 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 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 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 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 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 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 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 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 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 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 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 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 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 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 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 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 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 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 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 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 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 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 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 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 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 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 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 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 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 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 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 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 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 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 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 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 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 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 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 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 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 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 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 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 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 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 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 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 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 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 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 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 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 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 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 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 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 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 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 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 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 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 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 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 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 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 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 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 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 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 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 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 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 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 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 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 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 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 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 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 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 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 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 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 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 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 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 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 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 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 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 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 “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 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 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 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 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 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 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 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 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 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 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 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 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 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 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 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 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 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 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 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 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 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 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 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 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 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 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 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 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 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 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 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 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 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 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 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 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 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 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 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 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 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 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 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 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 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 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 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 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 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 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 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 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 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 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新鲜人

？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 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 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 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 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 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 “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 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 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 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 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 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 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 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 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 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 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 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 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 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 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 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 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 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 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 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 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 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 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 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 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 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 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 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 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 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 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 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 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 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 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 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 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 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 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 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 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 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 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 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 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 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 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 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 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 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 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 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 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 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 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新鲜人

四次痛哭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

    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

    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

    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

    “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

    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

    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

    “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

    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

    “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

    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

    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

    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

    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

    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

    “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

    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

    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

    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

    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新鲜人

　　四次痛哭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

　　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

　　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

　　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

　　“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

　　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

　　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

　　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

　　“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

　　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

　　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

　　“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

　　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

　　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

　　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

　　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

　　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

　　“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

　　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

　　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

　　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

　　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华盛顿人

周恩来与酒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     “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     “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     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     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     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     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     “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     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     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     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     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     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     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     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     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     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     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     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     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     “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     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     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     “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     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     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     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     “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     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     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然兴致极高，带着一种兴奋激颤的情感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多住两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他举起酒杯，眼睛闪闪发亮地望着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咱们大家多喝几杯！”     话音一落，他率先干了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大家都跟着兴奋起来，会喝不会喝，都紧跟总理干了杯。     开场这样热烈，往后的发展便可想而知。大家谈形势、谈生产、谈晚稻，谈兴高，酒也喝得痛快喝得多，那确实是开怀畅饮。     江西省委两个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和刘俊秀都代表省委轮番向总理敬酒。     渐渐地，总理开始话多了；脸上红光流溢，眼里闪闪发亮。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沉不住气了，出来时邓大姐托付她照顾总理，特别关照要注意喝酒。她悄悄摇水静的手，小声说：“不得了了，水静，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年了，旧地重游，这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能不高兴吗？”水静沉住气。     这时，总理还在神采飞扬地说着，谈如何加快江西老根据地的建设，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你们不是有一支歌子吗？《江西是个好地方》，会唱吧？”总理这时的思想活跃而又激荡，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支好歌。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都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每年支援国家十几亿斤粮，我代表国务院要感谢你们呢！”     总理说着，举杯又干了。他独自喝酒是为了表示真心感谢。     “总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着，立起身，向总理举起杯。他喝得也不少，脸上泛着红晕，“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     为总理的健康，我再敬总理一杯酒！”     总理也站起来了，却不像开始那样马上端杯，反而将双臂交叉着抱在了胸前，笑得神秘，笑得蹊跷，笑得刘俊秀有点摸不着头脑。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这下子郝治平可真急了，又摇水静的手：“醉了，不得了，水静，你快劝总理少喝点……”     水静心里也不踏实了。可又怎么好劝呢？她俏俏嘀咕；“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了。”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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