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连载）

大千世界

02章 三次预见预言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 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 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 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 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 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 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 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 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 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 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 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 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 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 “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 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 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 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 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 “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 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 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 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 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 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 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 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 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 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 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 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 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 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 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 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 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 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 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 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 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 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 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 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 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 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 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 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 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 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 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 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 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 动作凭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 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 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远僻在中国内地而控揽了一条长江。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 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 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 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 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 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 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 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 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 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 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 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 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 落得个“霸王别姬”。

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 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 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 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恩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 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 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 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 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 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 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3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 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 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 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 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 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3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 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 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 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 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 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 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 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 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 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 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 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 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 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 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 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 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 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 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 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 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 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 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 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 正理解周恩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 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 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 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 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 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 “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 “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 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 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 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 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 败了项羽。

周恩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 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 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 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 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 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 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 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 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 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 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 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 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 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 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 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 “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 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 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 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恩来朝 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 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 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 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 “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 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 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 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 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 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 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 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恩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 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 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恩来的4次痛哭里将 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恩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 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 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 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 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 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 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 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 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 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 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 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 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 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 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 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 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 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 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 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 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 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 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 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 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 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 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 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 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 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 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 “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 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 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 “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 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 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 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 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 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 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 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 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 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 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 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 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 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恩来的不当一把手— —“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 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 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 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 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 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 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 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 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 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 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 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 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 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 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 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 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 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 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 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 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 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 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 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 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 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 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 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 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 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 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 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 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 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 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 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 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 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 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 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 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 将军衔。

2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 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 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 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 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 沉思默想的周恩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 “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 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 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 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 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 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 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 “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 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 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 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 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 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 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 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 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 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 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 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 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 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 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 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 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 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 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 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 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 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 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 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 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 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 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 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 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 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 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 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 “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 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恩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 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 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 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 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 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 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 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 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 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 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 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 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 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 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 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 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 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 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 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 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恩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 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 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恩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 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恩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 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 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 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 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 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 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 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 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 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 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 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 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 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 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 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 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恩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 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 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 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 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

周恩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 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 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恩来讲的都是实话， 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 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 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 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 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 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 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 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 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 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 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 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 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 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 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 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 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 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 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 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 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 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 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 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 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 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 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 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 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 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 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 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 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 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 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 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 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 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 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 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 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 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 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 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 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 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 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 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 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 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 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 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 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 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 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 那样的后果。

大千世界

06章 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 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 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 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 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 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 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 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 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 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 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 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 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 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 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 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 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 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 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 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 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 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 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 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 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 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 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 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 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 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 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 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 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 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 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 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 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 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 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 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 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 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 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 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 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 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 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 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 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 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 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 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 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 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 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 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 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 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 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 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 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 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 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 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 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 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 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 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 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 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 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 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 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 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 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 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 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 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 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 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 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 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 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 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 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 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 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 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 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 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 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 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 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 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 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 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 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 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 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 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 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 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 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 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 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 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 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 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 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 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 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 “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 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 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 “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 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 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 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 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 “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 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 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 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 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 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 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 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 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 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 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 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 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 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 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 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 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 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 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 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 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 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 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 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 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 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 “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 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 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 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 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 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 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 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 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 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 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 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 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 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 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 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 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 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 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 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 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 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 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 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 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 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 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 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 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 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 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 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 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 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 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 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 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 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 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 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 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 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 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 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 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 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 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 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 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 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 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 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 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 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 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 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 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 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 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 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 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 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 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 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 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 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 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 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 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 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 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 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 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 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 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 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 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 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 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 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 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 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 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 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 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 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 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 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 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 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 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 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 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 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 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 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 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 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 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 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 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 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 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 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 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 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 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 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 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 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 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 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 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 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 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 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 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 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 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 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 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 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 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 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 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 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 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 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 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 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 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 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 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 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 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 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 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 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 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 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 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 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 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 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 “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 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 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 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 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 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 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 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 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 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 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 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 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 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 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 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 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 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 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 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 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 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 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 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 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 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 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 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 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 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 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 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 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 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 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 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 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 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 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 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 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 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 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 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 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 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 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 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 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 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 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 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 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 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 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大千世界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

    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

    “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

    “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

    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

    “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

    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

    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大千世界

　　六个办公室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

　　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

　　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

　　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

　　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

　　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

　　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

　　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

　　“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

　　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

　　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

　　“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

　　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

　　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

　　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

　　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

　　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

　　“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

　　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

　　“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

　　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

　　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

　　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

　　．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

　　．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大千世界

09章 休息与娱乐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 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 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 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 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 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 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 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 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 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 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 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 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 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 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 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 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 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 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 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 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 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 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 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 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 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 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 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 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 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恩来推荐陈毅 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 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 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 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恩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 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 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 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 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 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 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 “帮帮，帮帮。晚上见。
”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 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 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 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恩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 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 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 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 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 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 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 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 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 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 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 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 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 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 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 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 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 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 “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 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 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 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 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 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 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 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 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 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 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 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 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 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 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 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 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 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 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 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 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 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 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 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 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 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 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 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恩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 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 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 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 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 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 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 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 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 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 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 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 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 周恩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 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 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 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 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 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 “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 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 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 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 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 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 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 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 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 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 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 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 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 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 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 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 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 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 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 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 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 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 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 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 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 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 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 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 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 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 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 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 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 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 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 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 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 《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 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 “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 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 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 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 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 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 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 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 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 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 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 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 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 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 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 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 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 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 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 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 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 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 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 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 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 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 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 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 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 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 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 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 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 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 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 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 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 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 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 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 “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 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 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 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 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 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 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 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 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 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 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 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 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 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 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 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恩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 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 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 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 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 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 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 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 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 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 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 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 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 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 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 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 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 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 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恩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 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 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 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 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 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 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 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 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 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 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 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 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 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恩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 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 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 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 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 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 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 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 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 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 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 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 “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 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 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 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 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 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 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 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 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 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 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 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 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恩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 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 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 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 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 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 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恩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 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 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 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 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 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 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 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 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 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 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 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 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 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 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 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 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 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 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 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 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 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 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 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 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 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 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 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 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 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 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 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 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 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 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 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 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 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 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 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 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 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 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 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 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 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 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 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 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 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 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 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 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 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大千世界

　　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大千世界

　　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大千世界

10章 夫妻之间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 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 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 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 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 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 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 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 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 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 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 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 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 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 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 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 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恩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 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 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 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 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 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 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 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 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 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 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 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 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 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 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 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 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 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 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 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 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 “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 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 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 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 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 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 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 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 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 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 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 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 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 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 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 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 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 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 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 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 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 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 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 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 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 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 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 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 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 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 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 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 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 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 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 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 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 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 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 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 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 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 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 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 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 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 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 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 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 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 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 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 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 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 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 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 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 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 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 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 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 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 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 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 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 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 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 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 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 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 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 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 “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 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 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 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 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 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 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 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 “恩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 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 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恩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 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 “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恩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 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 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 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 “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 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 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恩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 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 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 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 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 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 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 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 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 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 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 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 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 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 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 “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 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 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 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 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 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 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 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 “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 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 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 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 “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 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 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 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 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 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 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 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 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 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 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 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 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 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 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 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 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 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 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 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 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 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 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 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 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 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 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 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 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 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 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 “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 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 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 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 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 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 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 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 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 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 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 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 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 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 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 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 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 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 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 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恩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 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 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 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 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 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 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 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 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 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 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 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 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 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 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 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 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 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 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 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 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 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 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 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 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 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 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 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 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 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 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 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 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 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 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 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 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 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 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 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 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 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 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 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 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 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 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 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 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 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 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 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 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 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 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 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 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 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 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 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 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 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 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 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 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 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 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 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 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 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 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 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 “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 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 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 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 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恩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 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 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 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 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 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 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 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 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 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 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 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 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 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 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 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 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 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 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 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 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 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 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 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 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 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 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 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 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 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 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 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 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 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 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 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 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 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 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 啊……”

大千世界

12章 周恩来逝世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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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 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 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 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 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 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 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 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 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 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 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 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 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 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 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 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 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 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 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 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 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 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 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 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 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 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 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 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 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 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 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 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 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 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 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 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 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 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 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 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 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 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 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 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 “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 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 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 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 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 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 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 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 “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 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 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 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 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 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 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 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 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 “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 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 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 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 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 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 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 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 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 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 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 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 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 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 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 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 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 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 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 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 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 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 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 “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 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 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 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 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 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 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 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 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 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 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 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 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 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 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 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 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 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 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 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 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 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 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 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 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恩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 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 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 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恩来。 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 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 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恩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 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 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 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 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 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 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 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 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 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 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 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 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 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 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 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 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 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 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 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 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 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 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 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 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 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 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 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 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 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 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 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 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 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 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 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 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 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 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 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 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 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 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 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 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 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 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 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 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 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 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 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 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 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 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 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 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 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 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 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 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 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 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 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 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 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 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 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 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 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 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 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 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 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 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 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 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 “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 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 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 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 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 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 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 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 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 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 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 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 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 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 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 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 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 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 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 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 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 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 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 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 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 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 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 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 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 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 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 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 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 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 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 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 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 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 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 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 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 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 “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 “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 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 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 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 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 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 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 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 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 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 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 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 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 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 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 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 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 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 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 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 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不要叫我总理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 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 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 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 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 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 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 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 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 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 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 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 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 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 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 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 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 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 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 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 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 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 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 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 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 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 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 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 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 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 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 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 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 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 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 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 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 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 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 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 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 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 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 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 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 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 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 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 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 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 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 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 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 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 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 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 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 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 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 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 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 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 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 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 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 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 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 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 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 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 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 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 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 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 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 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 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 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 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 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 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 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 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 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 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 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 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 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 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 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 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 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 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 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 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恩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 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 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 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大千世界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 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 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 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 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 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 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 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 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 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 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 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 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 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 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 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 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 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 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 同志！”

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 “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 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 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 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 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 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 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 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 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 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 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 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 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 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 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 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 “×”，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 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 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 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 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 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 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 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 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 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 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 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 “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 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 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 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 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 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 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 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 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 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 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 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 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 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 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 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 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 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 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 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 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 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 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 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 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 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 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 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 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 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 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 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 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 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 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 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 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 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 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 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 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 “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 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 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 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 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 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 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 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 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 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恩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 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 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恩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 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 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 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 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 “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 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 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 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 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 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 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 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 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 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 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 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 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 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 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 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 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 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 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 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 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 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 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 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 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 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 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 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 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 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 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 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 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 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 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 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 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 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 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 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 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 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 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 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 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 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 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 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 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 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 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 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 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 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 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 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 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 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 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 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 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 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 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 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 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 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 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 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 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恩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 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 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 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 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 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 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 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 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 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 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 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 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 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 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 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 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 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 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 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 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 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 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 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 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 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 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 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 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 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 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 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 “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 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 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 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 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 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 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 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 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 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 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 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 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 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 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 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 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 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 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 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 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 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 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 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 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 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 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 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 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 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 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 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 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 “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 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 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 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 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 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 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 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 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 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 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 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 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 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 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 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 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 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 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 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 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 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 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 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 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 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 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 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 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 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 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 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 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 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 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 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 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 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 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 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 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 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 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 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 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 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 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 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 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 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 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 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 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 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 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 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恩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 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 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 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 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 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 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 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