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党史上经历最复杂的传奇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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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8 13:39:45)[url=]转载▼[/url]

标签： 袁殊

在中共情报史上，袁殊的经历无疑是最复杂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不惜个人声誉，一颗红心外，包裹了层层白皮，历经九死一生，力排千难万险，为我党的革命工作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袁殊，原名袁学易，1911年农历3月29日出生于湖北薪春，其父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党。

袁殊9岁随家来到上海，11岁就进印刷厂当学徒，后经人介绍，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其时，小袁殊特别崇拜主张个性解放的老师袁绍先、夏丏尊、丰子恺等，他和老师们一样主张一个“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的社会”。

16岁时，袁殊参加了国民革命，在北伐军中担任过指导员。后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北伐半途而废。袁殊脱离部队到高长虹兴办的《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和一批进步文学青年一起“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在这里，袁殊在追求光明的同时，爱上了新闻和文艺。

《狂飙》社解散后，袁殊设法筹款自费去日本留学，主攻新闻专业。在日本，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明白了推行无政府主义并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立场、观点随之起了变化，思想也转向了“左”边。

至此，袁殊从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成为一个左翼文化人。

1930年，袁殊回到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左联”派楼适夷、夏衍等协助其工作，《文艺新闻》实际上成了左联的刊物。随后，因为巧妙地披露五作家被害真相以及和各式人等周旋应付的能耐，引起了中共中央特科的注意，使其加入了向往已久的“前卫”，进而成为我党情报史上一位传奇的特工。

加入前卫

1930年，袁殊回到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

《文艺新闻》周边围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袁殊对身边几位共产党员很敬重，尽可能在工作上为他们提供便利，他也在放弃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并向夏衍表示“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

1931年夏，袁殊与同是“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的朱镜我参加一个会议回来，走到北四川路邮政总局附近的桥面上，袁殊看看左右没人，便站定问朱镜我自己能不能加入“前卫”？朱既是“文总”的常委，又是“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他回答说“这就要看你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周围人对你的评价了。”     

1931年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梓年通知，两人来到位于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潘梓年指着一位教授模样的人向袁殊介绍：“我的兄弟，潘汉年。”

原来，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王子春正在等着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宣布，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对于潘汉年，袁殊虽然不认识，但却早有耳闻，而对于袁殊，潘汉年是经过深入考察的。

此时的潘汉年，刚奉组织之命调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岗位转入中央保卫机关，直接负责领导搜集情报、侦察敌情的反间谍等级项工作。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原中央保卫机关的许多骨干人物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相继转入苏区，潘汉年必须开辟新的途径重新建立情报关系网，所以他正多方面特色情报工作人才。

袁殊与冯雪峰巧妙配合，披露了五作家被害真相，并灵活周旋，躲过了国民党的制裁，引起了我党中央特科的注意，经冯雪峰等人介绍并考察，潘汉年选中了袁殊。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从事的是保卫组织的秘密工作，普通组织成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要在一切人面前保卫组织的秘密，万一因保卫组织而牺牲了，也只能是一个无名英雄。”

袁殊毫不犹豫地点头接受。

为了使袁殊更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斗争环境和使命，潘汉年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上海的形势，随后向他介绍了王子春：“今后就由他负责和你联系接头。”

王子春原名欧阳新，是潘汉年在情报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向袁殊点点头，立即开始交代两项任务：一要逐步褪去进步文化人“左”的姿态和颜色，做一个灰色小市民；二要向上层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努力开辟情报工作环境。

接下来，袁殊接受了情报工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训练。

打入CC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为成功进入敌人圈子，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通过参加北伐军时认识的朋友胡抱一引荐，投到了杀人大王王亚樵门下，主持《公道日报》的工作，并结识了王的骨干王铁民、郑抱真、谢扶民等人。然而，很快因为帮助杨尚昆等人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印刷传单，而暴露了身份，不得不离开。

后来，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便按王子春的指示，给贾伯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从日本回国后无事可做，办《文艺新闻》又赚不到钱养家糊口，如今想觅一份工作，过安定平和的市民生活，请帮忙推荐。袁殊在信中特别提到贾的姑妈自己的母亲，由于无力奉养，不得不返回湖北老家，母子因家贫不能团聚，自己愧疚万分。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曾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在校时，紧跟蒋介石，参加孙文主义学会，成为蒋的亲信门生，一直追随蒋介石。

贾很快复了信并约袁殊见面，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吴醒亚当初曾拿着袁晓岚的亲笔信跑到广东去找陈立夫谋到差事，并一步一步高升，成为了陈的亲信，现由陈力荐，出任社会局。一方面是恩人的儿子，一方面再有贾伯涛的举荐，以及吴醒亚更喜欢收买共产党，便痛快地答应了。

在王子春的指示下，袁殊给吴醒亚写了一份镇压工潮和学运的意见书，得到了吴的认可，便当即让他加入其湖北帮特工小组搞情报工作。为了方便工作，袁殊和吴要求了个公开的身份，成了“新声通讯社”的记者。

由于袁殊的加入，新声通讯社逐渐名声大了起来，而与新声通讯社相隔不远有一家“外论编译社”，政治背景属汪精卫的“改组派”。改组派长期以来是蒋介石的在野反对派，主要反蒋，当然也反共。改组派的大将林柏生出钱资助“外论编译社”，让他搜集国外政界和舆论界对中国的反映，并把有利于改组派的舆论翻译成中文散发给各新闻单位，借以扩大的改组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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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袁殊的策划与努力，吴醒亚花了八百元钱买下了“外论编译社”，归为陈立夫的CC系所用，袁殊立了一大功，并出任副社长。而对于已迁入苏区，国际信息和动态相对闭塞的中共党中央来说，一家能够公开合法搜集各国评价中国的舆论机构落到中央特科的掌握之中，无疑是更有价值的。
初战告捷，袁殊开始对怀报工作有了兴趣和热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很快，袁殊又策划让黄埔四期毕生生郑庸之办了一份《军人画报》，专门宣传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受到军官们的喜好，也使得郑庸之身份高升，加入到了贺衷寒等领导的复兴社，担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政治部宣传部电影股股长。
而这些受训军官的照片和文字资料也顺利地到了反围剿前线的红军将领手中。
郑庸之对袁殊很感谢，袁殊便设法让郑庸之办起了《联合通讯社》，专门报导全国各支部队剿共和削平地方势力的消息，宣传军事胜利和将领们的业绩。郑任社长，袁殊出任副社长，这样，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活动和人事变动情况很及时地通过袁殊传到了我党。
CC系和复兴社是两个系统，互相争风邀功，对于袁殊和军方拉上关系出任《联合通讯社》副社长一事，吴醒亚很支持也很欣赏，他认为是他的势力渗透到了复兴社的外围，是十分有用的，便决心重用袁殊，让他在“记者公会”里当选为执行委员，代表社会局去控制整个上海的新闻界。因此，袁殊开设了记者俱乐部，收集情报为我党用，揪出了叛徒《新夜报》主编姚苏凤等。
日方情报员
1932年，吴醒亚出任中统CC系秘密组织“干社”理事长，李士群任行动股股长，袁殊任情报股股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门庭冷落。王子春指示袁殊，坚持出席日方的记者招待会，设法引起日方的注意。
很快，日方注意到了袁殊。一天，负责接待的日方职员比索太郎走到袁殊身边意外发现，这个年轻记者手中拿着日文版的《中央公论》杂志在阅读，便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岩井英一，岩井英一便上前与袁殊交谈起来。
根据事先策划，岩井英一和袁殊的交谈十分愉快，分手时约定“改天一起吃日本料理”。
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好了起来，随着谈话的深入，两人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岩井英一为了解国民党的内幕，让袁殊给他提供一些“不能公开的日中关系的消息”，而袁殊则要求岩井英一及时提供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内幕“以便写出好的独家新闻”。
吴醒亚对袁殊打通了日本领事馆的关系非常满意，当然，这正是王子春与袁殊策划好的。在征得王子春与吴醒亚的支持后，袁殊接受了岩井英一“每月200元的交际费”，成为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成功地打入国民党的中统组织和日本的情报机构。吴醒亚知道袁殊卧底日方，岩井英一也知道袁殊是国民党的人，但他们都不知袁殊的真实身份却是中共特工。
为了获取更多更多情报，袁殊经杭石君介绍，成为青帮“大”字辈曹幼珊的弟子，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同属“通”字辈，并加入洪帮，与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相当接近。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给学生讲新闻学，并把每个月的收入的一半交给王子春作为党费。
同时，袁殊和干社负责劝降和策反工作的中共叛徒方焕如拿到了调查科编印的绝密资料《转变》，获知了一批中共叛徒的资料交由我党特科“打狗队”一一处决；设法获知了“铲共”头目黄永华的藏身处，由“打狗队”处决，对叛徒起到了震慑效果。
与组织失联
正在袁殊得心应手工作之际，他的上级联络人王子春失联了。
1934年底，随着魄恐怖的加剧，加上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迭遭破坏，在上海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王子春不得不立即转移，被派往苏联，来不及通知袁殊。
袁殊为了与组织取得联系，写了一封信让夏衍交给特科，夏衍没有找到特科的人，便把信交给了组织关系在特科、工作关系已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蔡叔厚，袁殊稀里糊涂地成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情报员，并很快被叛徒出卖，落入国民党特务的圈套。
得知袁殊被捕后，夏衍等同志立即着手商量营救，夏衍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于是亲自用日文写了信给岩井英一。
日方收信后在报纸上用答记者问的形式表示，袁殊是日本的朋友，他们相信袁殊是无辜的，日本方面将密切注视中国官方对袁殊一案的处理云云。同时，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也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并以“老同志”的资格给陈立夫写信救援。陈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最终，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对判刑两年零九个月，又以“主动投案自首”为由，减刑一半，转到反醒院服刑。
因反醒院由CC系特工掌控，袁殊在此过了“八个月的老爷生活”，期间翻译了日本小说《苍茫》。
1936年5月，袁殊出狱后立即回上海找党组织。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经历了几次破坏，处境十分危险，上级决定安排袁殊去日本学习，“国内时局若有重大变化你马上回国”。
军统局上海区少将独立情报员
1937年4月，袁殊回到上海。冯雪峰让他“不妨先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先把生活安顿下来再说”。
在杜月笙和邵力子资助下，袁殊办起了“时速刊行社”，宣传抗日。期间，他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
此时，由于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对日情报工作人才，杜月笙向戴笠推荐了“两度留学日本，和日本外务省的岩井是好朋友，为人十分精干机灵，又有一定才学，十分难得”的袁殊。
一天清晨，戴笠同军统上海区的区长周伟龙亲自来到袁殊住宅，让他“明天上午9点，你来找我吧”。
袁殊请示潘汉年后，准时赴约，被戴笠委任军统局上海区少将独立情报员，每月300元经费，主要任务是收集日本方而的情报。戴笠还告诉他，不管将来时势怎么变化，都要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上海。
期间，袁殊又遇到已是日本驻沪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被邀去外务省做翻译工作，掌握了一批在沪和在港的日特汉奸等线索，交给了国共两党。
上海沦陷后，潘汉年于1937年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交代袁殊今后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与组织联系；不迷失自己的政治方向，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受外界的误解和抨击。
戴笠在撤退前，安排袁殊留下来继续搞情报工作，并负责带领一个秘密小组，镇压汉奸，袭扰敌军后方。
袁殊找到在王亚樵手下编辑《公道报》时认识的王手下大将王铁民，选出一班人马，组成了行动小组，袭击日寇，镇压汉奸。
袭击日伪 鼓舞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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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震慑敌人，鼓舞民众，行动小组伏击了一些日本散兵后，开始寻找一些大的目标，他们计划伏击伪江苏省政府主席陈侧民，伏击没有成功，却重伤了陈的同行，大汉奸“大民会”会长冯心如。
接下来，他们的目标选在了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军火仓库。
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有高高的围墙和纱厂隔绝。围墙上装有电网，大门口有卫兵每天二十四小时警卫。
袁殊和王铁民化妆成纱厂职工侦察发现，卫兵对进出仓库的人盘查很严，凡能凭着一张特别通行证进入仓库的管束人员都是日本人，仅有一个伙夫是中国人，每天踏一辆“黄鱼车”出门买菜。便宜决定在这个伙夫身上做文章。
袁殊安排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化名周坤，主动搭讪伙夫，并成为朋友。
王铁民了解到，伙夫是苏北人，名叫曹得富，孤身一人，早在抗战前就被本田纱厂雇佣，后来转入仓库工作。他为人本分，干活勤快，加上在本地一个亲友也没有，所以日本人对他很放心。
王铁民根据曹得富的讲述，把军火库的房屋结构、地形等画成了一张来面图，交给袁殊，两人根据曹得富所说的仓库内部管理情况，经过周密盘算，制定出实施爆炸的行动计划。
7月上旬的一天，王铁民请了曹得富喝酒，说是要给他做媒，安排“徒弟”帮其买菜，在冬瓜和南瓜中放置了装有烈性炸药的定时炸弹，并请他晚上十点前必须出来“相亲”。
曹得富晚上请了假，跟随王铁民去了一户寡妇家“相亲”后，又一起去吃宵夜，12时，不远外爆出阵阵巨响，曹得富一看是是军火仓库出事了，怕日本人怀疑是自己放的火，带上了王铁民给的安家费，连夜逃回了苏北老家。
虹口日本海军仓库的爆炸震惊中外，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远在重庆的戴笠通令给袁殊记一次大苏，颁发奖金20万，并破格电召袁殊去香港参加军统局的骨干会议。
1939年5月，袁殊参加了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人物座谈会，会议结束前，戴笠单独接见袁殊，安排他回上海后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
回上海后不久，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工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
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笔写的炸破“76号”的计划书、地形图、拍发给军统总部请求电报的副本，还有禽经费和炸药的收条……逼迫他说：“希望你与我们合作”，随即扔过来一张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通知，上书“就地处置”。
袁殊设计与岩井英一取得联系，岩井以“袁殊是外务省的情报人员”为由，将他保释出来。而袁殊付出的代价是公开发表了署名严军光的文章《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了兴亚建国同盟，成了公开的“汉奸”，当然，这也是在潘汉年指示下将计就计的特殊需要。
卧底日伪战功卓著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已经“褪去进步色彩”，遭到误解，如今要他公开当“汉奸”，带给他的将是人格的屈辱和“民族罪人”的恶名。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了一边。
潘汉年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军统区长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
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遂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袁殊机智地取信于岩井，他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我方同志，以及设在岩井公馆内的电台。
1939年11月，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在上海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提出抗议。后来“兴建”便以袁殊加入汪伪政权为条件而解散。袁殊通过加入汪伪政权获得了更大方便，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有关敌伪的情况。
1940年春，袁殊以“兴建”代表身份应邀访日，受到了日本天皇和首相及其他政要的接见。回国后，他率先向潘汉年报告“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重要情报，使得斯大林果断调兵，阻止了德国的进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巨大胜利。
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公署主任。按照潘汉年指示，在镇江口岸建立秘密交通线，暗中保护潘汉年等同志出入根据地。
日本战败前夕，袁殊提供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南京、重庆相互争斗，日军即将撤出贵州等情报。
1945年9月，戴笠委任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兼任军统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写信转交戴笠称，感谢委任，但当初为军统效命的初衷是抗日，如今已达目的，决定退出，并将远行。
1945年10月7日，袁殊按组织通知，由交通员带领，来到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几天后，辗转到达解放区。
北平解放后，李克农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1955年，袁殊因“潘汉年案件”受到株连，含冤入狱，1982年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
病逝后，袁殊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这也算对他一生最后的诠释。（张炜）

寒冬开梅

中国的冤假错案多得惊人。

小辣辣

寒冬开梅 发表于 2016-1-9 11:19
中国的冤假错案多得惊人。

　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既不是蒋介石说的，也不是国民党的政策。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以讹传讹地认为，蒋介石下令实行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屠杀方针。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立夫大传》便如此记述：“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于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暴政策，大肆屠杀。”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纪实文学《穿过硝烟的握手》视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文中在关于蒋介石与苏联大使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问题时这样写到，蒋介石表示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合法存在，“语气那么大度与肯定，仿佛对共产党举起屠刀，咬牙切齿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口号的不是他而是别人。“
　　其实，“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这句话，并不是蒋委员长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屠户之嘴。
　　这位陶屠户，名叫陶钧，与他的上级胡宗铎一样都是湖北人，因打仗卖力，得以在地域观念十分浓厚的广西军事集团中崭露头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共”，3个月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和平分共”，是谓“宁汉合流”。没过几天，宁汉又分流——南京军事集团中的李宗仁与武汉军事集团中的唐生智闹翻了，桂系西征，第19军在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的指挥下于当年11月一鼓作气杀回老家。
　　而当时的武汉三镇，红旗依然不倒，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此起彼伏，仅桂系来汉的那个月就发生两起重大事件：11月中旬，人力车工人领袖马得胜率领群众几千人攻打友益街，试图夺回被国民党改组的总工会；11月下旬，震寰纱厂又闹工潮，几千名工人和学生在集会上当场处决5名“工贼”。
　　乱世用重典，便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