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打成右派死也不出国 不向文革低头

大千世界

2013-11-11 奇人 来源：www.junshijidi.com 军事基地

导读：“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这段话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梁思成。在文革时期，他被红卫兵严重打击，在万般折磨中，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来表达对祖国的忠贞不二。 　　梁思成在40年代末，引进国外的新建筑理论时，还没有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受到批判而被迫抛弃了。于是他又背起沉重的灿烂的古建筑文化的包袱艰难地迈出弘扬传统的一步，却又在更大的政治风浪中淹没了。今天在建筑界很多人都认识到，“大屋顶”建筑，是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向新建筑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个过程，也是梁思成在探讨建筑的民族风格时走的一段弯路。在科学的历程上是允许人们犯错误的，可悲的是当梁思成努力提倡“大屋顶”时，却一心一意地认为这是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一个新生事物。 　　今天，当我重读他的文集时，更加深切地感到他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也是随着时代前进的一生，他与林徽因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的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代建筑师们，亲身经历了这场建筑文化嬗变的巨大阵痛，勇敢地冒着风险走完了他们艰难的历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与牺牲。而今新的一代建筑师们，又站在十字路口，要么让我们古老的建筑文化永远衰落下去，要么使它获得新的生命，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推卸这历史的责任。 　　红卫兵三天两头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迫使我去了解、并思考思成毕生的事业。也许要感谢这位红卫兵，因为如果不是他的“命令”，我就不会这样冷静地回顾思成的一生，并去认识他的价值。当时我做的更多的只是昏头昏脑地努力跟上群众的步伐、拼命去认识他的“罪行”。 　　三天后，红卫兵并没有来听我的选择。大约一年后工人宣传队的一个队员，又向我作了善意的劝说，指示我划清界线离婚。那时我已不怕他们了。我审视了自己对婚姻的准则：坦诚、理解、信任、宽容、责任。我与思成之间没有任何隐私，我们做到了坦诚，正因为我们互相如此真诚，因此得到了互相的理解与信任，我宽容他的任何错误。因此我也就有责任与他共同承担家庭的任何不幸。离婚？不！ 　　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跟着思成回忆他的前半生，寻找他的“罪行”。这次延续了几天的交谈与回顾，对我和他都是重要的。思成认为，从美国回来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有意识地避开与政界人物的接触。这个时期，思成的社交范围除了前面提到的清华、北大的一些教授外，还有林徽因的一些作家朋友：沈从文、徐志摩、萧乾、卞之琳、何其芳、陈梦家等；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也常有来往。此外就是建筑界的同行杨廷宝、陈植、童、赵琛、鲍鼎等人了。朱启钤办营造学社的头两年，学社和日本人有过相当频繁的来往。思成于“九一八”时到学社，对日本刻骨仇恨，所以坚决反对和任何日本人接触。另一方面，他和美国人的来往渐渐多起来。有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学者史克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詹恩和美国著名建筑师斯泰因及美国领事馆的一些官员等。那时对美国是帝国主义毫无认识，反而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扶持弱小民族的友好国家。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经过学习才认识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 　　思成沉痛地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一砖一瓦、一张股票的遗产，我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我的工资收入。我回国后没有去走发财的路，这条路对我是很容易的；而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为研究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愿献出一切。但是回顾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期间学社在西南恢复了工作，但经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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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庚款来源断绝以后，思成每年都要到重庆去一两次为学社筹措经费，每次都要乞求教育部或财政部，因此接触的党政首脑人物也就多了起来，有陈立夫、朱家骅、孔祥熙等，但和他们的关系也仅局限于学社的经费问题。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曾一度没有院长，教育部想让他去，他辞谢了。后来闻一多在昆明被刺，朱家骅曾要他代表教育部到昆明去“善后”，他因为一向和教育部没有关系，更是严辞拒绝了。思成回忆了抗战时期的一段生活与工作后对我说：“过去虽然我自认为对美帝国主义没有认识，但对日本侵略者我是恨之入骨，为了抗击侵略者，为了保卫祖国，我愿做出任何牺牲。但我不是军人，我无能为力。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这样的批评，我还很难认识，也难以接受。不过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很愧疚！”思成沉思着说：“什么叫文化买办？我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拒绝外来文化，一个民族只有接受了外来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如中国的佛塔，本非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但它从印度传入后，仍以中国的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的艺术而驰名世界。 　　文化买办？在我心中翻来覆去地想了不止一天，仍然得不到答案，真难哪！我不愿口是心非地写假检讨，我希望把我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我吓了一大跳，我的天！他要是真的把这些思想和盘托出去和学生们讨论，那岂不马上就被扣上“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的罪名吗？我紧张极了，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他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万万不可对外人去说。他看我这么紧张，不禁温和地一笑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眉，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特别是两个孩子，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想起孩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孩子们会来向我告别：“妈妈，我们必须离开你，离开这个反动的家。”假如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 　　当时我们已被取消了阅读《参考消息》的资格，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参考消息》上报道某音乐家“叛逃”美国的消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思成，他听了后十分吃惊，睁大了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消息可靠与否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于是问他：“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离开中国？不！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国前夕，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他们劝我把全家接到美国。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坚决回来了。多年来我感到幸福的是国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奉献一切。特别是广州会议（1962年3月2日周总理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艺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陈毅还提到了我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他定睛地看着我，那双满含着痛苦的目光使我不忍再看。 　　接着他低下头沉痛地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思成啊！你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浪花！梁思成为祖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虽然他没有扛起枪干革命、去杀敌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我深信历史会说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这一天，也许我会和他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不能虚伪，不能回避，既然今天我更加了解了他，更加认识了他的价值，我惟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华盛顿人

看了梁思成手稿 才信林徽因沒選徐志摩是對的！(圖)

梁思成與林徽因（網絡圖片）

梁思成、林徽因，

一對賢伉儷，

在離去多年後，

他倆的名字，

仍不絕於公眾的視野。

人們傳說著他們，

不尋常的家世學識，

傳說著她的美麗、才華、愛情，

傳說著他半個世紀前，

對一座古城的痴迷與眷戀。

眾多記述和傳奇，

讓他們離我們更近，

而有時，又彷彿更遠。

上個世紀20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建築系和美術系。

面對西方世界完備的建築史體系，他們萌生了從無到有創建中國建築史體系的夢想。

之後，在兵荒馬亂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們開始踏上漫漫的尋找分散在中國各地的古代建築的征程。

尋找、拍攝、測量、繪製……。第一次對中國古建築做出系統研究，向世界撩開中國古建的神秘面紗。

1946年，正是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共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中國大地傷痕纍纍。

這個時候，人們關注的是生存的問題，沒有人關心這片土地上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亭台樓閣。

林徽因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裡，從來只肯畫出草圖便要撂挑子。

後面，自有梁思成來細細地將草圖變成完美的成品。而林徽因這時便會以頑皮小女人的姿態出現，用各種吃食來討好思成。

林徽因並非不能自己畫圖，

她要的就是這種被寵着的感覺，

而寵着林徽因，

只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樂。

尋訪中國古建築，翻山越嶺，

得以在被世人遺忘的角落裡，

發現這些珍貴的建築遺存。

梁思成利用鴨舌筆和墨線等簡陋的製圖工具繪製出當時達到世界先進水準的建築圖紙，構圖之精準、細節之精細，圖片之精美，都令人驚訝不已。

戰爭結束了梁林的古建築考察，也徹底摧毀了他們的健康。

但是在大西南的流亡歲月中，以他們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以驚人的毅力，用幾乎是燃燒自己生命的方式，堅持學術研究。

中國人未把建築當做藝術，但建築的構成與建築裝飾早已可獨立成為一門藝術。

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合作的手繪圖更是精美不已，基本上每一幅圖都可以當做一件傑出的藝術品來欣賞。它們一張一張，清晰地勾勒出中國古代建築史的概要。

當費正清前去李庄看到梁思成夫婦二人的境況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後來,他在《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一書中滿懷深情地回憶當年去李庄看望他們的情景：

“林徽因非常消瘦,……傍晚五時半便點起了蠟燭。沒有電話,僅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音樂唱片；有熱水瓶而沒有咖啡；有許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單但缺少洗滌用的肥皂；有鋼筆鉛筆但沒有供書寫用的紙張；有報紙但都是過時的！”

患難見真情，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

梁思成林徽因完成了，

《中國建築史》這一巨著。

林徽因勞累過度，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又受了風寒,回李庄後,肺病複發,這一病就是四年。

為了給林徽因治病,醫藥費花掉了夫婦二人的大部分工資,餘下的便趕緊購買米面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以防物價上漲。

實在沒錢用了,梁思成只得乘船到宜賓委託商行典當衣物,甚至把最寶貝的美國派克金筆和手錶也當賣了。

他們的兒子梁從誡只有天冷了才穿草鞋和布鞋,平時只能打赤腳。

梁思成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下,在李庄鄉下的兩間小屋裡,開始了中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的編寫工作。

林徽因帶病承擔了該書全部書稿的校閱和補充工作,並執筆寫了書中第七章五代、宋、遼、金部分。

費正清在他的對華回憶錄中寫到，“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研究工作表現出來的堅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生存門道。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

阮籍《詠懷詩》有云：

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

這兩句詩放在梁林身上，

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小辣辣

追忆建筑师陈占祥:因规划老北京方案被打成右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30日13:37  《小康》杂志
　　“梁陈方案”60年

　　被忽略与被遗忘的陈占祥

　　提起“梁陈方案”，人们总会为梁思成保护北京旧城的种种努力感慨唏嘘。而因一纸方案，政治生命与古都同葬于废墟的规划师陈占祥，此后几十年悲喜人生，却很少为人所知

　　文｜《小康》记者  谈乐炎

　　在中国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大厅里，有4尊石刻雕像，他们都是中国建筑领域的大家：詹天佑、梁思成、杨廷宝，还有陈占祥。

　　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73岁的陈占祥有天坐在摇椅上，平静地和女儿聊起过往，他说发生在40年前的那些事儿，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父亲的波澜不惊，让女儿陈愉庆感慨不已。毕竟，陈占祥淡然聊起的“误会”，在外人看来，几乎瞬时改变了他和好友梁思成的人生轨迹——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联合上书《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两人关于新中国首都北京城建规划率性直言，导致了梁、陈二人日后坎坷的命运。1971年，梁思成抑郁而终，留下终身遗憾；陈占祥有幸活至2001年3月，却一生壮志未酬。

　　2001年父亲的葬礼后，新华社记者王军来采访陈愉庆，期望还原陈占祥的人生以及那个因“梁陈方案”而起的“误会”。

　　又过了2年，王军的书写好了，取名《城记》，陈愉庆读罢，失眠了，“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发出那种振聋发聩的拷问，作为一名记者，能让青春岁月中的十年来为保护北京城奔走，作为陈占祥的女儿，我感到羞愧。”

　　于是，陈愉庆也想写本书，她不但想从女儿的角度回顾父亲的“历史误会”，更想让世人了解一个更丰满的陈占祥，而不是“梁陈方案”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空洞洞的名字。“父亲一生所经历的悲喜，是一个高潮迭起的传奇，但那又不仅仅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命运。”

　　命运，在一夜之间转折

　　年初，陈愉庆完成作品《多少往事烟雨中》。很多人评价，她用平实、细腻的文字，讲述了私人记忆中“梁陈方案”的规划始末，种种细节不为外人知。然而，坐在《小康》记者对面的她却说，自己写的更像是一部父辈们的传记，其间有他们的悲苦与忠贞，他们的奋斗、彷徨与坚韧。

　　据陈愉庆回忆，作为“梁陈方案”的主人公，父亲陈占祥与梁思成的“缘分”要追溯至1938年。那一年8月，陈占祥乘船离开上海，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留学。“他随行的书箱里，就装着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营造则例》。”

　　旅英8年，陈占祥有幸师从建筑大师阿伯科隆贝爵士及贺而福勋爵。当时，阿伯科隆贝爵士的名望如日中天，作为“大伦敦规划”主持人，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有机疏散论”。

　　这时，在大洋彼岸，梁思成也正在关注着这个规划，梁、陈二人虽从未谋面，却心有戚戚，彼此对于“有机疏散论”的高度认同，为日后成为知己打下了伏笔。

　　时间转至1942年，那年的整个夏天，陈占祥几乎都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度过。一段努力研读、不知晨昏饥饱的日子过后，陈占祥深感自己已着迷于中国古典建筑美学。在他看来， “中国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无不体现‘天人合一’。”

　　陈占祥时常和友人谈起中国建筑之美，他说：“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夜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进房间，夏季浓荫如冠，又遮阴避暑，而在西方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

　　他还说，当年外国使者来京见乾隆皇帝，穿过天安门、午门，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之所以会渐觉自己渺小如蚁，最后在大殿中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地，是因为“建筑群对心理的压迫，而当今世界，北京城是唯一拥有如此建筑群的都城。”

　　正因对中国古典建筑之美的由衷自豪，所以，在1946年，当北平国民政府邀请陈占祥回国编制北平规划时，他喜不自禁。

　　阿伯科隆贝得知这个消息时，同样欣喜难抑，“天哪，查理！(陈占祥英文名)，你要成为北平的规划师？我都要以此为荣！机不可失，快回去吧，大北平规划将是你最后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

　　1946年，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看到满目疮痍的场景，陈占祥知道，此时谈北平规划显得奢侈无力，北上之路只能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父亲经历那段人生灰暗岁月时，陈愉庆尚还年幼。多年后，她试着分析父亲当年的心境——“一方面，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他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另一方面，他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能接受他这个受过英帝国主义教育的读书人。”

　　转眼间到了1949年，陈占祥变得越发忧虑。素来远离政治的他，搞不清新政权是什么模样？他甚至想到要离开。

　　然而，陈占祥的命运却在一夜之间发生转折。1949年5月26日的那个雨夜，陈占祥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牛肉汤时，被一一婉拒，回到寓所的他忍不住掩面抽泣。他相信，新政权值得托付。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当阿伯科隆贝得知陈占祥决定留在大陆时，电话那头沉默好久，半晌问了一句：“你觉得他们会把北平规划交给你吗？”

　　陈占祥自信地回答：“会”。

　　“愿幸运之星照耀你，查理！”阿伯科隆贝接着说。

　　“也许父亲当时没有听出，导师祝福的背后是深深的忧虑。”陈愉庆若有所思地对《小康》记者回忆。

　　一起做梦的日子

　　1949年10月，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都市规划工作，他主动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参加。让他有些意外的是，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不久后，陈占祥一家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一年他33岁。

　　至今，陈愉庆仍清楚记得和梁思成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清华新林院8号，并不豪华，却雅致有加，那天的下午茶只约见了陈占祥一家人，尽管陈占祥和梁思成相差十几岁，但谈及城市建设规划，两人却颇有共同语言。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清。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而陈占祥34岁，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车，一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小辣辣

在年轻的陈占祥眼里，北京城的每一样物件都满含历史文化，绝不止建筑，那些贩夫走卒的生活形态，甚至他们的穿戴、吆喝，都作为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进入他的视野。

　　陈占祥当年还时常感慨：“在派对上，人们会为撞衫而尴尬，在城市建设上，泱泱古都北京为什么要去和西方的大城小镇‘撞衫’呢？”陈占祥那时每次从胡同街巷溜达回家，都会琢磨，“如何同原来的环境相融合，把保护古城有机地组织进新城建设的总体中去。”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

　　“梁陈方案”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他的观点是，设计一个新的市中心，这样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两人的分歧却在选址上，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父亲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放在三里河那一带，这一带离老城比较近，过渡比较自然，而且有水系，这样的话还可以跟南边莲花池呼应，又可以建第二条中轴线。”陈愉庆说。

　　令陈占祥意外的是，梁思成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多年后，陈占祥如此感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善如流的美德，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

　　“梁陈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父亲晚年时说的这句话，让陈愉庆感到一丝沉重。

　　“梁陈方案”一出，围绕它的争论四起，它甚至被戴上“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的帽子，这让陈占祥始料不及。

　　“无论水多深，我们只能向前走。”相对陈占祥的万般不解，梁思成显然明白得多、也清醒得多。陈愉庆记得父亲曾说，“别看梁先生要穿钢背心，但先生患灰质脊髓炎的脊梁，比健康人的脊梁还坚韧挺拔。”

　　但梁思成还是病倒了。病中的他对陈占祥说，或许他们只注重了新行政中心的规划，却忽略了旧城中心改造的可能性，这成了挨棒子的口实。于是，两人决定对“梁陈方案”进行补充——从天安门皇城周边的规划做起。

　　多年后，当父亲向陈愉庆提起这个“补充方案”时，她有些奇怪，为何世人并不知道“梁陈方案”有这之后的一笔？“父亲觉得，是因为当时已经四面楚歌，所以始终没机会公布。加上这么多年的动荡，他手边的图纸和文字早已不知去向。” 未得公布的“补充方案”或许就是陈占祥在1989年那个多雪的冬天，对女儿重申的，种种批判与不公，“不过是个‘历史的误会’。”

　　多年后，陈愉庆在父亲文章《忆梁思成教授》中读到了如下文字：“补充方案”设想是以城内“三海”为重点，其南面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相连接，使历代帝王的离宫与城市环境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957年，陈占祥被打为右派。从被打为右派到1971年间，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父亲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不愿意自己的身份给他带来麻烦。”陈愉庆说。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

　　在陈愉庆看来，父亲心里始终都有一个未圆的“北平规划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许多人劝父亲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如今，谈及对“梁陈方案”的看法，陈愉庆沉思良久：“前年我带了一帮美国学生来北大学汉语，带他们逛王府井，到处逛，他们说你们北京和曼哈顿、香港都差不多。”说到此，陈愉庆深深叹了口气。

　　一如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所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拥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再会有。”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在“一起做梦的日子里”做出的老北京规划方案，如今看来如同前尘旧梦。然而，就像新华社记者王军所说，该在复建的永定门前，为梁思成、陈占祥立一块纪念碑，纪念“梁陈方案”的失败。或许，之所以要纪念“失败”，更多的不是让人捶足顿胸、扼腕叹息，而是让“失败”成为现世的启示与警醒。

　　(文中部分相关史实援引自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梁陈方案”

　　梁思成陈占祥曾主张全面保护北京旧城，提出在北起圆明园，南至丰台、公主坟至月坛之间的北京西郊，开辟新的行政中心，并为此奔走呼号。最终，他们没能使北京旧城摆脱被大肆拆除的命运，但在许多人心里，他们成了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时梁思成痛心地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而就在去年，梁思成故居也差一点沦落到被拆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梁思成故居迄今为止仍留存在北京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