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新鲜人 于 2016-1-16 13:25 编辑
原来台北有个全能政府
第二站台北市政府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三大业务:一是建立“1999”市民当家热线。只要市民日常生活遇到市政方面的问题,比如小狗走丢、如何办理各种证件、手续等,均可打电话直接求助。这个热线服务每年财政拨款9000万新台币,而且已在18个县市推广。
二是资源回收业务。把日常生活的各种垃圾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和回收,包括废旧家俱回收后再修理、拍卖,还包括旧书回收后再利用,低收入家庭每年可以免费领200本书。
三是建立全市自行车代步业务,推动低碳生活,节省能源,减少污染。
听完介绍之后,我分别提了两个问题。一是“1999热线”能否持续。这种投入较高而又非市场运作的模式能有效率和未来吗?在大陆我也经常打各种服务电话,比如订机票、订宾馆。但这都是市场行为,没有政府推动,都是应市场需要自主产生的,既便民也利已。
二是感觉两岸虽然制度不同,但在政府的角色方面非常相似。都是政府全面主导社会,官员乐于做更多的事,民众也乐于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这还是中国传统父权政治的体现。如果政府什么都做了,那么非政府组织还有多少生存空间?现在的台湾除了台北以外,其他县市都负债累累。假如县市政府和美国一样出现破产情况,一切服务终止,那么已经习惯于依赖政府的民众如何生活呢?
主持人在惊讶我的提问之余也回答得非常精彩:台湾虽然已经建立起多党民主制度,但头脑里仍然是威权的思想。百姓认为政府无所不包理所当然,政府也自认别无旁贷。
应该说这种现象最突出体现在亲民党身上。写在它竞选总部墙上的竞选纲领竟然把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政府全面介入包了下来。相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而言,亲民党的核心宋楚瑜确实是上一个世代的政治人物。
从形式而言,台湾已经建立起多党民主制度,但实质上则离西方成熟的制度有巨大的差异,比如无所不管的强势政府。虽然两岸制度不同,在官员的表现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政府的作用以及和社会的关系上却完全相同,双方是形异而实同。
如果做一个总结,“立法院”显示的是华人社会变通绕过规则的能力,或者柏杨所说的把一切好东西都变坏的“酱缸”。而台北市政府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父权政治文化。这才是今天台湾制度的实质。看来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定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就在大陆加速向传统政治回归之时,比如1月12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台湾却在民主的幌子下罔顾民意,并在民主的保护伞下以政党利益置上,不惜伤害整个台湾。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后,未能有效前行的原因。 |